中国革命时代的旁观者

　　一个昆明书店老板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敦白，他从此留在了这个国家。从延安到北京，他与后来建立新中国的那些重要人物一直生活在一起，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目睹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所发生的一波又一波的悲剧。而他自己，就是悲剧的一部分。

　　他1943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时的想法是“去中国走一圈，然后在战后回到美国”。到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的16年是在囚禁中度过。他在1968年走进秦城监狱的那一刻起，就告诉自己，“有朝一日出狱，要原原本本地讲述这些真实的故事”。

　　在《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书中，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记录了他在中国从国共内战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漫长旅程。这段旅程包括他的延安之行、两次幽禁以及“文革”期间成为洋红卫兵的经历。

　　当年像李敦白这样被中国革命所吸引的外国人非常之多，为人所熟知的包括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英国的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等等。说到回忆录，和李敦白一样在“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爱泼斯坦的《见证中国》在2004年出版。但和上述这些外国人相比，李敦白在中国经历了更多政治风波，其命运更为曲折，尤其是他狂热参与“文革”的那段故事，更是绝无仅有。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在中国生活了35年之久，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同情心、梦想和见证历史的欲望。

　　他最初决心留在中国是因为一个名叫“木仙”的黄包车夫的女儿。她死于美国军车的轮下。这个家庭的悲剧让处理这次事故的李敦白印象深刻，他曾加入美国共产党并组织过劳工运动，对底层人民有着强烈的同情心，他希望能留在中国帮助更多像木仙一样的中国人。

　　在后来经宋庆龄介绍而为联合国救济组织工作时，他对国民党军队和军阀的腐败和贪婪更加失望，并意识到无法依靠他们去拯救中国。在这一点上，很多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都和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时代》杂志记者特迪·怀特曾不惜与坚决支持蒋介石的老板卢斯翻脸，写出了《中国的惊雷》一书。

　　李敦白在1946年到达延安，并成为新华社对外广播的顾问。他陆续见到了王震、李先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尽管后来两次入狱，但他仍然在书中对这些传奇人物不吝赞美之辞。当时，他确实为这些人的魅力所折服，并梦想着自己能成为见证历史的人物，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去“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

　　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美国已经毫无留恋。如果他回到美国，他只可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同时失去见证历史的机会。

　　李敦白将这本回忆录三分之二的篇幅留给了建国后的经历。很多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并为一个洋人如此热情高涨地参与“文革”而感到奇怪。

　　李敦白在书中为此解释说，当时他是听从毛泽东的看法——“坚持为自己的真理奋斗，不要听从错误的领导，要自己去检测和判断每件事，不要盲从。”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时，他将那些红卫兵们视为民主斗士，认为在共产党原有的管理体制被推翻之后，每个组织都能进化成真正的民主团体。即便在他看到那些红卫兵的残暴举动后，他仍然认为“这是解放从未经历自由的人民所要付出的代价”。

　　但如今85岁的李敦白却在书中承认，自己“在这场绚丽的权力角逐中迷失了”。如果不是无法舍弃在广播事业局的权势地位，他本应该早点退出。他总结说：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民主的含义，即并不只是多数人执政，还在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还有一个答案与他1948年第一次入狱有关。他从此感到恐惧，认为“如果能够‘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

　　爱泼斯坦在《见证中国》一书中更多引用了自己作为记者时的笔记，也更为严谨。李敦白这本回忆录则部分取自自己的日记，生动有趣，充满了内心的矛盾和斗争。有很多细节说明他在写作时是多么诚实。他写自己在延安没能拒绝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的投怀送抱，犯下了道德错误；在敌机轰炸延安时，他吓得一口气跑了15里路，被一帮手拿各种武器的青年农民押回了部队。

　　如果有读者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解密”的功能，那他可能会感到失望。虽然李敦白在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人都有精彩的描述，但他毕竟只是个旁观者，并从未真正洞察党内变幻不定的权力争斗。他所做的只是为半个多世纪来的动荡中国提供了一份珍贵的个人历史记录。

　　其实李敦白的故事在书中并没有写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他成为外商投资中国的咨询顾问，并促成邓小平接受美国《60分钟》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专访。这些故事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变成另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