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近一期《社会科学报》，其中一篇谈“主人”与“公仆”的文章，让我把这个一直想谈的问题给拾了起来。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表述，我们是主人，政府官员是仆人。尽管它与事实不符，但表述本身却获得了广泛的同意。不仅各级官员念经一样用以表示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自己也这样阿Q。比如该文作者访美时曾这样替美国人表达“主人翁”意识：“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白宫、国会大厦面前对他们大声说，你们(官员和议员们)是我们用税金供养的，我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是给我服役的。”
这其实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并不是美国人的。它的问题在：我们可以称自己是主人，但不能称自己是主子；就像你可以说官员是为我们服务的，但你不能称他们为“仆”，哪怕是公仆。仆者，奴也。在“主子”和“奴仆”之间，没有平等可言，而美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同样，平等自由，如果也是我们的价值诉求；那么，在任何意义上，哪怕是比喻，把我们与官员的关系打成上述主奴性质，都与平等相违。语言反映意识，国人恐怕在潜意识深处就缺乏平等。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官主民奴，没有平等；现在我要当家做主了，官就得为奴，这叫“翻身”。殊不知，这样的翻身是把别人压在下面，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何况，语词关系并非现实关系。假如一个居有房行有车的官员对一个下岗无着的人说：亲爱的，你是主子，我是你的仆人。那只能说这是谎言。不幸在于，我昨天看到一位律师引一位哲人的话：人类更需要的往往是谎言而不是真理。是的，上述文章的作者，身居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位高端研究人员，我看他自己就把自己给“谎”了。
在一个公民社会，人人都是公民，无论国家元首，还是一介平民。那么，彼此平等的人到底如何组构国家呢？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的对象。所谓政治，孙中山有过很好的解释：“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这里，众人的事，是指每一个公民在“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如果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公共生活则是牵涉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事，比如立法、内政、外交、军事、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等。私人生活的事由私人自己打理，公共生活的事，自己打理不了，也无暇打理，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打理。国家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就是专门打理公共事务的人，这些人统称为公务员。那么，我们是公民，公务员也是公民，我们和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值得借鉴的，依然是孙中山的看法。在阐述其民权主张时，孙中山打了个比喻，一些有钱的人要办个工厂或开个公司，总是要请一个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这样的人是专家，由他处理公司内的事。至于出资办公司的人则是股东，他们虽然有权，但并不插手公司具体的事，只不过是对总办进行监督罢了。孙中山的意思很明白：国家就是一个股份制。每一个公民都是它的股东，而总统就类同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专门处理公共事务的，总统之下的各层官员，都是处理相应公共事务的专家。因此，国民是主人，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家，是有能的人。一个民权国家，主权和职能是两分的，权归民众而能在政府。
这就是了。公民们拿出自己的部分收入作为税，以选举的方式雇请一些专家来处理和我们相关的国家公共生活。我们和政府官员的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是主仆关系，而是类似股东和经理人的关系，它是聘用性质的。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平等。没有一个公司股东会把公司经理视为可以役使的仆人，谁会放心让一个仆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去处理各种复杂的公共事务呢？明乎此，除了吁请作为公民的我们不要有虚妄的“主子”意识，那很可笑；同时更要提请那些握有资源和权柄的官员，别动不动就用这个缺乏起码诚意的“公仆”来糊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