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率先在国内提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过，如果说这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一次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政府行为模式转变”，似乎尚为时过早──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民众权力的支撑，这一改革只能说是本届深圳政府一时的所谓“仁政”或“德政”，此届政府换届以后，施政方针未必就不会跟着改变，民生净福利是否能继续得到保障或还能保障多久，那就是个未知数了。甚至，这一届政府能否将他所承诺的民生净福利落实到位，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就算承诺件件都得到落实了，民众也完全用不着感恩戴德，因为这实在只是政府在偿还欠了民众多年的旧债──享受民生净福利绝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应该得到的权利。
其实，中国政治历来就有民本的理念，施政的“民生取向”早就不是什么新举措。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对任何东西，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所有权，于是，所谓的“民本”或“民生”从来就是高高在上的执政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而采用的“统治术”──其实质是将属于“王”的东西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或一时的心血来潮恩赐给小老百姓，无异于一种对他们的施舍行为，并不表示政府的行为模式就真的转变了。历朝历代的英明统治者之所以把“民”抬得那么高，无非就是想使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这只大舟不“覆”，而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也就能一世二世甚至万万世地以全天下的人为“臣”了。可古代的老百姓并没有现代中国人从西方学来的权利的观念，往往认为自己的无权而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是上天注定的，如果“天子”一时心血来潮赐给他点什么，他就不禁要欢欣鼓舞，“谢主隆恩”，连呼“皇恩浩荡”了。因此，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里说，中国历史所谓的“一治一乱”无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中国的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碰上“明君”、“贤臣”和“清官”，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做稳了奴隶”，民生问题就得了保障；可这种好日子却往往不长久，因为“人在政在，人去政息”，而且即使人还在，也保不定哪一天他可能会改变主意，老百姓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他们从来不会想到“民生”根本用不着依靠“救世主”式的英雄的恩赐，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既然没想到，自然也就更不用说去争取了。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生净福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和不断的改善取决于民众力量与政府权力的博弈。民众必须完成自身的角色转变，即由传统的“王”或“臣”转变为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才能促进政府的角色与行为模式的转型。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开”。广大民众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并抵制一切侵犯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为以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不管这种侵犯的力量来自何方，才能形成对具有无限扩张趋势的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才能使自己的权利诉求通过政府行为而制度化，并得到切实落实。只有这样，一个对民众而言的“更美好的社会”才会如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