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正在刊行“曹聚仁作品系列”，已出和未出书目叠加起来，竟有二十五种之多，规模可谓盛矣。虽说曹氏的书此前也曾读过一些，奈何此老著述太丰——计有四千余万字，若非有志作专门研究，想必很少有人会读尽其书的。此番三联新刊曹著，目前市面上见到的似仅《山水 思想 人物》与《上海春秋》两种，但这两种恰是我未读过的，欣然置之在案，大有读着手里的盼着心里的意思。
当然，聚仁先生的书并非本本都让我感兴趣的，因此只能就性之所近选读一二，而《山水 思想 人物》与《上海春秋》就在此列。曹氏自云：《山水 思想 人物》所收皆为“近十年间比较得心应手的文字”(言于1956年)，而友朋也视之为“传世之作”。看上去有点广告嫌疑，但读完之后确乎难持异议。只是我还有这样一点想法：曹氏谈学问、讲掌故、论风物自是一绝，然于时事，其论未必高明。何以见得？前半部分已不必说，正所谓谁看谁知道，只说议论时事。此实缘于前段时间重读《北行小语》，当时真可谓是边读边摇头，终至废书不观——曹氏对1950年代中国社会之研判多不能让人苟同，甚或有幼稚天真之嫌。比如他对“百花齐放”的理解，竟然仅限于地方戏的花样和“问题戏”的重演，至若所谓“没有副官和宪兵的国家”之论也让人暗自苦笑。可是看《山水 思想 人物》书中《从望平街到棋盘街》一文，其对新旧易代风气陵替之叹本不失自由主义者的本色：
“过去这一个世纪的望平街，原是不平凡的，即算不是时代的灯塔，也必是世纪的风信旗。……而今的望平街，真的冷落下来了；作为新闻岗位上的一个老兵，对着这茫茫一片的世局，真有搔首问苍天之慨！”
“今日的棋盘街，新华书店有如太阳，居中心地区，环绕之则有‘生活·读书·新知’的三联，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卫星。……正如望平街的风云变色，棋盘街也彻底改造了一番，以商务、中华之雄厚悠久，也只能苟延残喘了！”
何以北行之后，曹氏就对所谓海外之于新中国的论调那么不耐烦了呢——认为只是无知妄说？这是颇值玩味的。或许其毕竟是旧式文人，至少是习气太重？又或许其过分追求“知共”，以致为浮云遮望眼？
且放下这个话题，换个轻松的说说。在《听涛室人物谈·郁达夫的苦酒》一文中，曹氏有这样的话：“我对达夫兄说过：‘你是比我更看不破的人！可是，人生不可太执著，太执著太认真，就会闹笑话的！’结果闹笑话了！明知是苦酒，只好一口一口喝下去了！”这里所谓郁达夫看不破，是指他怀疑妻子王映霞与别人有染，极度自卑自虐之下竟公之于众，结果彼此都很难堪。曹氏的意思是不是让人不要执意追求完满？似乎是的。在《山水 思想 人物》一书《绩溪——胡适的家乡》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话：“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是绩溪人，父母代定(带上一点什么亲)，小脚，识字不多，而这位时代前驱的思想领袖，并不曾闹离婚、恋爱一类的桃色新闻，这原是他的聪明之处。”可是在这里我要纠正聚仁先生的一个错误，胡适“这位时代前驱的思想领袖”并非没闹过“恋爱一类的桃色新闻”，韦莲斯是何许人？陈衡哲又是何许人？当然，胡适与韦莲斯的桃色新闻是近年才为人们所知的，本怪不得聚仁先生没有“先见之明”。
与《山水 思想 人物》的“散漫”比起来，《上海春秋》就简直是部城市历史的专著了，尽管采用的依然是随笔的形式。在今人的直觉里，“大上海”、“上海滩”无疑带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朦胧而又真切，遥远而又切近，很想把捉又难于把捉，看《上海春秋》或许可以一解心痒，领略一个真切的“旧上海”。不过我最心折的还不是这种认识价值，而是聚仁先生对一座城市的亲近和熟稔。看他谈上海的角角落落，以为他是个上海土著，其实只不过住了二十多年而已，而且自称一直是个未融入其中的“土老儿”，这就让人不得不佩服了。试问我们这些“新客家”，现在还能如此深入地体会一座寄居其中的城市吗？虽然《上海春秋》之作也有以正海外视听之意，但并不像《北行小语》那样直接急切，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于是我想：新中国成立后，聚仁先生如果只写这样的文字该有多好啊，何必去写那些让人遗憾的“时事报道”呢？
□延伸阅读
《北行小语》，曹聚仁著，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22.00元。
《书林又话》，曹聚仁著，上海书店1999年9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