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以白话文运动享盛名，平生亦以身作则，作文总要尽量白话化，满纸“的”、“了”，以符合其白话文宗师的身份。
周策纵早在《论胡适的诗》里指出：“他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此外，胡适尤其好用“的”字：他自己的日记，不叫“胡适日记”，偏要作“胡适的日记”；给友人丁文江作传，不叫“丁文江传”，偏要作“丁文江的传记”；他侄子的诗集，偏要作《胡思永的遗诗》；就连所藏的《散原精舍诗》，封面也亲笔题曰：“陈三立的诗集两册……”就不能说“陈三立诗集”吗？
胡适的白话运动固然大获全胜，但对这个“的”字的使用，其朋友学生并不全盘接受。陈垣年长于胡适，与胡平辈交往，张守常《回忆听援庵先生讲课》提到陈垣讲佛教史籍时的情形说：“……不记得是讲从什么书到什么书了，为了说明前几种书打乱了再写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化学的’；另有一种情况，是前几种书凑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物理的’，设喻恰当，使人易解。写罢板书，他又加上一句‘陈援庵生平第一次这样用的字’，引得大家微微一笑。”这想必含有揶揄胡适的意味吧。
胡适对沈从文有识拔之恩，但沈的文字也不类“胡风”。温梓川《沈从文像小商人》就说：“沈从文的文章轻易不用‘的’字。诚如萧乾所说，这个‘的’字照文法家说，是应该放在形容字下面，但文法是给守法不甚严谨的人预备的，那阶段我们皆须经过，这个‘的’字往往成为欧化文中句的致命伤，在流畅的行文中简直像一粒粒搅在米饭里的沙粒，破坏了文章的流畅。”
对胡适文字的过度白话化，唐德刚《胡适杂忆》曾有批评：“为着辞句表达的简洁有力，胡先生说起话来也常时是‘文乎，文乎’的。但是写起文章来却偏要用一些既不适用，又不清楚而念起来别别扭扭的‘白话’！何也(恕我未用‘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提倡白话文的祖师爷，写起传世文章来，岂可自犯其清规戒律呢？！这是个祖师爷底形象(image)的问题。适用不适用，自当别论。所以他就木匠顶枷，自作自受了。”
可是，胡适到底是文言文时代的过来人，他无法做到百分百的白话化。他身上还保留着一个最不白话的标志，那就是他的字——适之的“之”，也就是“之乎者也”的“之”啊，这是白话祖师爷身上藏不住的狐狸尾巴。因此，当年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张丹爷就开玩笑说，“胡适之”三字，应当译成白话文“到那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