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那一纸“禁书令”，胡发云的小说《如焉》又火了起来，大有“你越禁我越看”的势头。前些天，我偶然发现市里的一个小书店有这本书，于是，赶紧付款，揣着书就像偷运军火一样溜了出来。
那个晚上，我一口气读了一百多页，读完卫立文过80岁生日时那段反思文字后，却怎么也不敢再读下去了。我当时被两种奇妙的感觉叉折磨着：一是，如此密集的思想含量让我血脉贲张，以致像高血压病人一样有些喘不过气来；二是，我好象坐在了《神雕侠侣》里的寒玉床上，觉得奇寒难熬，只得运全身功力与之相抗。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又花了两天时间把书读完，读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国的“刺猬型小说”终于归来！
何谓“刺猬型小说”？事情得从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林的名文《刺猬和狐狸》说起。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留下的残章中有这样一句： “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 （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伯林在他这篇文章里，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作两类：刺猬型与狐狸型。前者有一个中心思想，即有一套思想体系，大的理论架构，如柏拉图和马克思。后者（即是狐狸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但思想散漫，以亚里士多德、伏尔泰为代表。比较著名的刺猬有：但丁、柏拉图、卢克来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等。而托尔斯泰，据伯林说，本性是个狐狸，却自以为是刺猬，并一心追求刺猬的理想。
托尔斯泰被许多人评论为文学的天才，智力上却欠缺，历史观浅薄。《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描述为历史合军事专家们攻击为不符实，文学家们（屠格涅夫，福楼拜，罗曼？罗兰，茨威格……）认为他的说教完全破坏了作品的艺术性，思想家们（别林斯基，梅烈日柯夫斯基………）觉得他的史观不堪一击甚至不值一提。
伯林却利用自己超一流的“移情能力”热情地为托尔斯泰辩护，他认为，鄙夷托尔斯泰史观的人看到的是他不顾事实，用简陋的决定论一棒子打死个人的能动性，尤其是那些重要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而托尔斯泰的史观其实基于这个事实：我们此时此刻之所以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看到某种历史，都基于在此前发生那根漫长的链条。链条上每一环节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历史。而在任何一个链节尚未发生时，却都有无数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交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这些深陷其中的飞虫，无法真正理清脉络，给予那些事件以正确的权重，从而确立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和对历史的影响力。因为人类生活的整体，它的历史，它的地域分隔、长时段的传统……都是我们生活和思考的基本框架。这就类似康德提出的那十二个先验的人类经验的基本形式，人类思考若要成为可能，必须通过这些基本形式，它们是我们用来感知和思考的坐标系，本身却不能被研究说明 ——它们就在那儿。
所以，那个让很多人鄙夷的“决定论”，大约是出于托尔斯泰对刺猬理想的追求。他既不能放弃思想与体察人类生活的眼光的犀利，又不能相信人类历史就是无序的一团乱麻，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而且完全无迹可寻。在他的内心强烈地需要一个善，一个能够为人所知的真理。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正面说明那种终极的真知是什么，他不断地告诉我们需要克服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和学问所给我们带来的障碍，要依靠不被理智污染的良好的直觉。可是决定论无法蒙骗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如果我们的行动不能影响结果一分，那我们还行动干什么呢？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这种“一”与“多”的挣扎中度过。而正是这种挣扎的痛苦酿出《战争与和平》这一巨坛美酒。
由于伯林在西方思想界的崇高地位，再加上他的语言脍炙人口，所以这一“刺猬和狐狸”的譬喻被广为引用，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说，中国古今作家兼具刺猬与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个——曹雪芹。他又说鲁迅是狐狸，茅盾是刺猬。而朱学勤则认为，顾准是刺猬，钱钟书是狐狸。很显然，若以伯林的分类为标准，胡发云的《如焉》是一部刺猬型小说。
我记得在2000年，台湾作家李敖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消息传来，使一向颇具争议的李敖再度成为新闻焦点，而该书也立刻成为大陆读书界的新宠。向来“王婆卖瓜”的李敖在书后的广告语中说——《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可惜的是，大陆的很多评论家似乎都不怎么买他的帐，庄周《齐人物论》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小说家的入门级功夫在于守住一个”藏“字诀，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牢牢地藏在故事、对话、场景的幕后，至于思想是否深刻，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会心阅读。然而李敖并非会家子，他竟然大施”放“字诀，一部小说，罕有人物的个性塑造，全无心理的精细打磨，整个就见他一个人厥词大放，书袋大掉。他不明白，自己赖以自豪的学问，在这里恰恰是碍手的东西。认为该书”罕有人物的个性塑造，全无心理的精细打磨，整个就见他一个人厥词大放，书袋大掉。他不明白，自己赖以自豪的学问，在这里恰恰是碍手的东西“
我虽然不是什么文学专业人士，但凭着自己读过几百本小说的经验，庄周的批评还是很中要害的。这里说白了，就是“形象化”的小说与“概念性”的思想如何相融的问题，那个标榜“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不是也批评鲁迅的《阿Q正传》是“概念的产物”，缺乏充分的生活依据吗？可见，“小说怎样表达思想”，对于作家家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很多读过《如焉》的人都认为，该小说艺术上不咋地，思想上倒是有不少看点，显得有些分裂。而我倒认为，恰恰是因为这种分裂，使得《如焉》与托翁的《战争与和平》一样，触及到了“一”与“多”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并且因为在中国社会空间中展开而获得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
首先，该书名是“如焉”，虽然作者没作为过多的暗示，但我的朋友苏祖祥兄却作了这样一番有意思的解释，“在文言文里，‘如’可以作‘往、到’理解，而‘焉’则可以作‘哪里’理解。从全书的意蕴来看，这部小说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刘川鄂先生总结出这部作品涉及并思考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尖端问题有：
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让人们自由地接近并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2. 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中国革命有无负面影响？
3. 在一切资源都靠权力掌控并分配的大一统国家，个人自由有无可能？
4. 大众情绪化的政治冲动[游行、口号]与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意识培养的差异性。
5. 粗暴的教条主义对国家社会和民众身心的毒害。
6. 20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弊端。
7. 20世纪中国人内心深处总是充满恐惧尤其是政治恐惧，原因何在？可否消除？
8. 宁让三流歌星占领舞台，不让大众和个人建立可以发出真实声音的公共空间，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9. 公共疾病如何变为公共政治事件？
10. 俄、苏的精神资源在当下是良药还是偏方？[俄、苏及鲁迅的限度，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
11. 是否应当集体反思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到市侩主义犬儒主义的大规模转变？[与俄、苏知识分子相比较]
12. 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浪潮下，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为体制内体制外几大类，中国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有，为什么大都在体制外？
我们从这些宏富的思想主题可以看出，胡发云是个有“刺猬”野心的人。然而，他似乎对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晰，不像李敖那么狂妄，所以即使是表达这些思想，也是按“狐狸的规矩出牌，那就是老老实实的摆场景，讲故事，塑典型。
毫无疑问，胡发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塑造了“卫立文”这一典型，所以卫立文过80岁生日时那段反思是最有思想冲击力的。虽然卫立文是以李慎之先生为原型，而他的文章和思想我已经很熟悉了，但当这些思想以小说的面貌、通过人物现场讲出来时，那种“慎公”登时立起来几乎顶着你额头的感觉还是让我有些莫名惊艳，这种过瘾程度跟当年读〈风雨苍黄五十年〉差不多。
除此之外，我认为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对“红朝的遗老遗少们”心态的解剖那段——“对于卫老师的反对贪渎，江晓力父亲等一干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这类枉法无道也是深恶痛绝的，另一方面，对由卫老师这样的党内异端来说这些问题，总觉得是别有用心。就像江晓力的父亲说的，我们是补台，他是想拆台。所以，往往卫老师说了的事，他们反倒不愿再说。
江晓力没有老一辈的恩怨，但是有下一代的忧虑。近年来，许多这一类的清算文章，包括网络上的那些历史披露，已经让许多像江晓力这样的下辈人感到恼怒与恐慌，她知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数据库，将会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又可以随时随地调将出来。古人说罄竹难书的东西，到得如今，只需要一只手指头大小的U盘便全装下了，还可以无限复制，极速传递。所以，许多人，还没有学会上网，就学会了将自己或家人的名字输入到搜索引擎，查看有什幺不良记录。数十年来，那种运动过去，一切痕迹便烟消云散一风吹尽的安逸已经没有了。在这一点上，她痛恨这种类似于掘坟鞭尸的疯狂做法，痛恨互联网。她不希望这些劳什子打破父亲晚年的安宁，更不希望给他们的后人留下尴尬与不堪。
现在，她将这种痛恨迁移到了茹嫣身上。“
如果说卫立文过80岁生日时那段反思文字有慎公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打底，还不算胡发云原创的话，那么，对江晓力以及她的父亲的政治心态的解剖这段文字就完全是胡发云的原创。通过这段淡定的文字，我敢肯定的说一句，《如焉》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的命运和性格的深入刻划方面，在对政治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并支配男女情感及其他社会生活的刻划方面，达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罕见高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胡发云显示了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过硬素质。
其实，明眼人还不难发现，《如焉》一开始就有两条主线：一条以如焉的爱情故事及发展为主线，牵扯出江晓力、梁晋生等人物，叙述了中年人的感情世界、官员的现实生活等故事情节；一条以达摩的民间思想家（青马组织）思想形成及演变为主线，牵扯出卫立文、毛子等人物，叙述了文革、Sars等社会动荡时期一些思想者的思想演进历程。这两条主线一开始是分离的，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慢慢接近，到了Sars时期，也就达到了整个故事的高潮。可以说，如焉的爱情失败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抨击江晓力、梁晋生这些体制内人士的道德懦弱，而是暗示当今中国人生存的巨大裂缝。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泛政治化”社会，大家内心所信的和实际所做的根本是两码事，每个人都有两张面孔，一副用来应付政治，一副用来私人生活。而私人生活这张面孔常常是为政治面孔所侵蚀，以致像如焉这种恪守符合自然人性的生活法则的人，不得不经常性的面对自己那些生活梦想的碎片，揪心锥骨，以泪洗面。
在小说的结尾，如焉将一大包旧衣服丢给了楼下收破烂的人，似乎又恢复了她以前的生活，可她是像《活着》的主人公那样继续“活着”，还是像鲁迅《过客》里那个过客继续“赶路”呢？胡发云似乎向读者暗示了后一种可能，这也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