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曾两次在公众场合见过陈日君枢机。第一次是去年七一游行时，陈主教刚刚荣升为枢机，他主持了游行前的祈祷会；第二次是今年三月香港记者协会及外国记者协会等举办的人权新闻奖的颁奖会，陈枢机与会并鼓励记者们说真话、求公义。这两次我都只是在远处打量，陈枢机穿庄严肃穆的枢机袍，有一种凛然不可接近的气度。此次访问香港，终於有机会与陈日君枢机面对面地会谈。当我按约定时间来到简朴的会客室时，陈枢机翩然而至。与此前两次的观察截然不同：他身穿一件寻常的灰色夹克，脚踏中国传统的黑色布鞋，如此朴素的打扮，走在街头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惟有他那满面孩子般的微笑，是一直保持不变的。我忽然感到，陈枢机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白发苍苍的他就像是我的外公一样，那么慈祥，那么温煦。
「因真理得自由」的境界
我们的交谈是轻松愉快的。我丝毫没有跟「大人物」会面的拘谨，陈枢机也不像某些政治家那样说话字斟句酌。他就像在与亲密的朋友闲话家常，随兴所至，百无禁忌。这是一种真正的「因真理得自由」的人生境界。当我问及中梵关系的问题时，陈枢机认为，他经常被中共当局斥责为「搞对立」，其实「搞对立」的恰恰正是中共当局。如果中共不改变利用「爱国会」这个四不像组织控制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中梵关系就无法出现某种突破性的进展。对於教廷而言，诸如任命主教等原则性问题，不可能作出妥协；对於中共而言，「爱国会」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使当局在处理中梵关系时，面临比越南更大的困难，这也是当局作茧自缚。陈枢机透露，教宗十分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教廷内部有人试图与中共妥协，但他们不可能改变天主教两千年来的传统。有一名教廷的高级官员扬言：「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将台北的使馆转移到北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与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陈枢机批评说，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看法，当初梵蒂冈大使向陈水扁总统递交的国书，怎么能够说变就变呢？这些看法的出现，是因为教廷内部缺乏深切瞭解中国事务的人物。虽然教廷曾经召开专门会议，提出设置「中国问题小组」的建议，但迄今未有实际进展。对此，陈枢机深感忧虑。
香港良知与道德的代表
会谈中，我也向陈枢机介绍了国内基督教家庭教会信仰维权的一些新动向。近年来，国内涌现了许多具有基督徒身份的律师，他们积极参与诸多当局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案件。正是在这些律师的支援下，许多教案得以浮出水面。在法律层面的努力以及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部份教案获得了较好的处理结果。但是，我尚未发现天主教领域出现具有信徒身份的律师。我建议，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亦可携手捍信仰自由。陈枢机对此很有兴趣，但又表示，地下天主教徒大都集中在乡村，教育程度有限，他们要学会使用法律工具维权，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时，陈枢机还赠送了他的讲道文集及画册给我，并将我们送到电梯口。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是香港良知与道德的代表人物。倘若期望香港社会的公义不再沦丧，就需要更多的市民与这位老人站在一起。
首发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