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寻访鲁迅上海故居的时候偶遇中华艺术大学原址。两处距离是货真价实的步行可至，不像现在的房产商，离地铁站好几公里都敢声称步行可至。在我看来，一刻钟以下的距离应该称作信步可至，一刻钟以上的距离可以称为徒步可至，比如从新疆到广州徒步是可能的，信步则是万万不可能的。鲁迅搬过好几次家，近的到中华艺术大学不过三五分钟，远的大概也不会超过一刻钟，属于标准的信步可至。
中华艺术大学以“左联”诞生地而著称，鲁迅也去那儿作过演讲。让我吃惊的是，整个大学居然只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比如今的小学还要貌不惊人。考虑到“左联”书记冯乃超也把中华艺术大学称作“野鸡大学”，所以一直只是把这视为特例。后来关注民国学术史，才注意到其它大学的学生人数也是少得惊人。吴大猷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里，就明确提到1925到1929年他就读的整个南开大学不过300名学生。民国人物的传记经常有传主名震全校的记载，每每看到这种段落，我就忍不住笑起来，在一所只有300名学生的学校里，哪怕你什么事都不干，几年下来也能混个面熟。
以现在的大学数量计算，每所大学三五百学生，1000所大学也有三五十万大学生。但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在一起也不过110所左右。书中还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1912至1937年度历年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统计表，共计104095名学生，同时注明民国元年以前毕业生总数是3184名。也就是说，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这些数字的具体统计标准，表格没有透露。苏云峰在《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里也引用了不少数据，其中提到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是44130名，规模相当于现在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里，民国二十年(1931年)学生数是44167名，两个数据仅出入37名，应该比较可靠。
很多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除以在校年限，远远高于每届毕业生人数，说明当时中途弃学或者无法毕业的学生不是少数。
2006年，全国毕业大学生400万左右，在校大学生1400万左右。现在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远远高于民国，算是一件欢心鼓舞的事情，但如果对比学术成就，恐怕就有些垂头丧气了。
遑论学术，纵是人格养成，也很难相提并论。有次在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见到祖孙二人，老人对少年教养严格又不失平和，同时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交谈之后，才知道是民国时期天津的大学毕业生，虽是工科毕业，言谈举止之间的那种文化又哪里是我这种文科从业人员可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