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稳定”大业的总设计师，他不但设计了改革开放，也设计了1957年反”右派”工作的具体进程，还有后来的”六四”.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但”反右”有罪，1957年他正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政治局常委，只不过他的罪和毛泽东相比不太突出而已。邓小平到死都不承认反右错了，只是说”严重扩大化了”.那么，”六四”镇压，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同样只是”严重扩大化了”？
既然有邓小平”钦定”，那么”反右派是必要的”结论就不能改变，所谓”右派被摘帽”也是假的。据对中共秘史有研究的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查证，像章伯钧、储安平这些”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至今还是留个尾巴在身后，如新华社老记者、同样是右派出身的戴煌最近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也认为”中共至今未彻底平反右派”，同样是”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之类的老调子，所以中共对”右派”问题所谓平反，实际上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戴晴揭露中共这样的做法”是极其荒唐的”.早在1978年4月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上报的《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即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匀出了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的90多名，不足原戴帽者的万分之二。
这五名”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头号大右派是：
1、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2、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员；
4、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5、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五位先生都已经作古。其中，章伯钧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罗隆基逝于69岁，却在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个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于1962年戴着帽子辞世的。储安平，58岁时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只有最后的右派陈仁炳一直居住在上海，直到1990年去世。
既然反右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五个只摘帽不改正的人呢？难怪有人这样说：”为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实际上根据历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推测”右派”不止五十五万，至少加一个”零”，约有五百多万。在毛泽东”引蛇出洞”论的鼓惑下，邓小平立功心切，绝大多数人因言获罪，或者是被下指标的情况下指控为右派的，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自述，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是因为”多说了一句真话”：”1956年夏天，我到上海采访，看到了很多中共党员干部特殊化的现象，之后到苏北老家也看到农村很多干部很坏，人民很痛苦，加上平时听到的各个地方的干部特权化等不正之风，我很生气。过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打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可现在怎么都这样了呢？！所以1957年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因此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其间我看到里面死了很多人，我从196斤降到82斤，骨瘦如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活着出来了。后来他们又说我’坚持反动立场’，把我送去劳教，身心备受摧残。1978年是在胡耀邦的政策下，我才得以重见天日。”1964年，戴煌又在京被强迫劳动，美其名曰”劳动教养”，期满”留场就业”，1969年又被疏散到太原劳改队，1978年重返新闻界。
像戴煌这样的老右派，仅仅是邓小平一句”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就用不着道歉了，罪行就一笔勾销了，其实说明今天的共产党仍是过去的共产党的继续，说明”反右运动”还未结束，还没有还被害人一个公道，还没有还历史一个真相。2007年3月，戴煌自述作品《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就因为他的右派身份和书中含有右派运动等内容而不能再版，为虎作伥的正是中宣部领导下的新闻出版总署及前署长龙新民、副署长邬书林之流。
“反右”五十年后，说右派”完全摘帽平反”其实是历史错误，目前戴煌在张思之等律师的帮助下正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还有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教授、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原人民日报名记者刘衡、原中国铁道部研究院研究员茅于轼教授、原中囯社科院高级编审郑海天、原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重等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联名要求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反右运动违反宪法，给遭受迫害的右派以补偿。这些人作为受迫害长达二十年”右派”，他们希望以此来推动”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直到最终获得历史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