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被看作是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之作，袁氏政治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因此而留下百年骂名。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对此作了新的解读，算是为古德诺翻了案。其实，袁氏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国顾问莫理循，长期以来被史家忽略了。北京女学者窦坤在合作翻译了莫理循的英文传记（《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之后，又独立完成了《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这大概是第一本研究上个世纪之交莫理循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专著。虽然早在1986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就翻译出版过厚厚的两大本莫理循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但几乎自问世之日起就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我大约15年前在旧书摊上淘得上册，下册至今未遇，一直引以为憾。
在我看来，莫理循的重要性不仅是他留下了大量日记、书信、备忘录、照片等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不仅是他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局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新闻记者的位置上长达16年，他对中国时局、社会变革等方方面面的报道，曾是国际社会认识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国度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敬业、有才华的记者和新闻媒介的独特力量。要了解、研究近代中国，包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在内的中国记者的文字固然是不可回避的，自从晚清以来，曾经有那么多外国记者活跃在中国的天南地北，他们目击大时代的风云，看到了古老民族在追求自我解放进程中的曲折和艰辛，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以“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时，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们当中不少记者或许有偏见，乃至有文化的、种族的优越感，但他们往往能看到一些本民族的记者、知识分子看不到的问题，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无论从新闻史还是政治史的角度，莫理循都是不能被忽略的。他对中国的影响要远在倒霉的古德诺之上，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称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看作是汉语学术界对外国驻华记者研究的开始，也是对近代史上那些外国顾问研究的开始。
莫理循在中国的职业记者生涯始于1897年，此前他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有过大西南旅行、考察的经历，还出版过一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游记。《泰晤士报》是英国一份悠久而有声誉的日报，在国际舆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35岁的莫理循生逢其时，在他以记者身份留在北京的16年，正是中国变化最急剧的年代，一方面动荡不安，一方面又在腐朽没落的夹缝中露出了希望，第二年就发生了戊戌变法，他见证了六君子的头颅和热血，并亲身介入了对张荫桓的救援。接着发生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进京，他曾在东交民巷的交火中受伤。接着是清末新政，1902年他第一次采访袁世凯就被吸引，他对当时的改革寄予厚望，认为改革可以把衰弱老朽的中国带入新时代。他对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几乎一无所知，甚至看不起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他所意想不到的，通过他长期在中国工作所建立起的人际关系，他在第一时间向世界提供了许多独家报道，先是他以自己的方式鼎立支持袁世凯，再是袁世凯有意利用他作为大报名牌记者的特殊身份赢得国际势力的支持。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袁世凯的一颗重要棋子。
在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复杂变局中，袁世凯以他小站练兵积累的军事实力、以他翻手云、覆手雨的权谋、手段，将清廷和革命党双方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其中“非袁不可”、“非袁莫属”的舆论就在社会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这一舆论的形成有国内的因素，包括袁掌握的实力以及晚清短命改革中建立起的声望，拥袁的宪政派士绅、商家（以张謇为代表），甚至刚从狱中出来、被袁笼络、对袁怀有特殊感情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等。当然，不能忽略莫理循等外国记者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挺袁的报道、访谈，对西方列强的政策取向所产生的微妙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只要看看他当时那些报道的标题，大致上就可一目了然了：
《首相袁世凯》（1911年11月1日）；
《袁世凯和叛军》（11月3日）；
《资政院和袁世凯》（11月6日）；
《肃亲王信任袁世凯》（11月10日）；
《袁世凯的责任》（11月12日）；
《袁世凯的任务》（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11月14日）；
《内阁总理面临的困境》（11月15日）；
《袁世凯和革命》（11月16日）；
《袁世凯的内阁》（11月17日）……
“从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3月10日前，莫理循至少发表了71则报道，仅10月11日至11月24日，他所发表的内容已达8113字，邮资就用了591镑11先令5。5便士。”他的工作受到了《泰晤士报》的表扬：“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事；你的工作得到了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
莫理循对辛亥革命内幕的出色报道成了他记者生涯的顶峰，同时也是他记者生涯即将终结的标志。他过深地介入了袁世凯的政治运作中，实际上与他职业记者的身份有些不相符，他作为记者的独立性正日渐丧失。当然，他本人或许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因为他对袁世凯的好感与信任也不是到辛亥革命那一刻才产生的。早在1898年1月初，他就注意到了没有见过面的袁世凯。当时有外国人预言15年后袁将成为中国第一任大总统。1909年，当袁被罢官回乡，他在发表的报道中表示忿忿不平。顺便说一句，他不是没有操守的记者，清廷大官为感谢他对“新政”的有力报道，送礼给他，但他坚决不收，并表示：“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记者，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任何性质的礼品。”“自从我来到中国，我一直严格恪守的规则是决不接受礼物。”
为了答谢莫理循，袁世凯在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邀请这位外国名记者为政治顾问，待遇之优厚是莫理循所没有想到的，尽管当时的新政府是靠借债过日子的。莫理循于1912年8月1日签约，接受聘请，结束了他的职业记者生涯。然而，与他的记者角色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他的政治顾问角色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很多时候，他为自己无政可顾、无政可问而抱怨。袁世凯请外国顾问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一种礼遇，并不是常常要向他们咨询，更多的还是按照自己习惯的、熟练的东方方式处理一切事务，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是完全陌生、更不愿意去学习的。所以，离开新闻记者位置后、处于悠闲状态中的莫理循常常不无失落感。即使如此，至少在阻止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苛刻条约、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两件大事上，莫理循还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他通过端纳向《泰晤士报》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顾忌、从而收敛了一些。
莫理循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二十几年，并在这里成为有着世界影响的记者，北京王府井大街曾被叫做“莫理循大街”，他本人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这都不是偶然的。《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首次使用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包括莫理循的档案、日记、手稿、书信以及《泰晤士报》当年的报道等等，作者对莫理循与大转型时代中国的关系的梳理和解读完全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因此显得翔实可靠，使莫理循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人物重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毫无疑问，莫理循留下的私人记录和公开报道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独特视角，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与一般博士论文的空洞浮泛、不着边际、文字晦涩不同，这本书的可读性也很强，为普通读者了解莫理循其人其事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