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往日徒然是青的烟
给他往怅惜里缠。
乙：卖糕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甲：诗。诗人辛笛的诗。
乙：这样的恐龙呆在诗集里不打紧，跑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从哪引来这么一句呀？
甲：影评。罗维明写的影评。
乙(晕倒)：……
是的，那还是可以在影评里引诗的年月，引辛笛、引痖弦，也引屠格涅夫、引卡夫卡。那还是一个可以大张旗鼓标榜品位的年月，那还是一个可以板起面孔批判民众的年月，那还是一个可以面向电影高声示爱的年月，那还是一个可以宣称影评人需要“气质、灵性”而不必脸红的年代。是的，那就是最好的年月，对此，你可以百分百确定。
不过，那年月，我一点没赶上。收在《电影就是电影》(志文出版社1978年9月第一版)一书中的文字，都是罗维明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写下的，那会儿我还没出娘胎，出了也还听不懂人话。那会儿，罗维明才二十二三岁。没错，他就是影评界的黄仲则，是写影评的早熟诗人。
那会儿影评可以这样写：“这么急，赶哪儿去呢？你看那个人，穿着整齐的礼服，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却拿着一个和他身材一般臃肿的衣箱，和一个很长很长的矛，长得关上计程车的门，另一端伸出车外，像一支旗杆一样，却不打算升任何的旗。为什么那样匆忙呢？赶上一辆红计程车，还急于在车上换衣服，化妆，从车窗钻上车顶从衣箱中取衣服；呀，小心啊，车子还在走的……”你说说看，“像一支旗杆一样，却不打算升任何的旗”，这不是诗句又是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西西用同样优柔的语气写过女明星的专访，那真是个诗的年代啊。
然而，写影评的诗人，究竟不等于真正的诗人。诗人不妨心血来潮，批评家却需要严肃与冷静。我特别喜欢看罗维明做出褒贬：“《毕业生》像片中的达斯汀·荷夫曼一样幼稚、轻浮、草率；用游戏人间的心情去看少年的情感挫折和纯粹天性的失落，自然不会说得很深入，但它那情绪化的感觉，还可以吸引许多落寞寡欢、意志薄弱的人的爱好。达斯汀·荷夫曼在片中饰演的毕业生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写照，他是个还未成熟的大男人，夸张了自己的彷徨和焦虑，希望全世界以他为中心，关怀他，原谅他。这个形象是容易给同年纪的青少年接受的。《毕业生》的成功就在这个心理现象上，而并非技巧与题材突出，在艺术上占了什么重要的地位。”
我更喜欢看他在赞赏中有保留，在保留之余还能存着那份赞赏：“如果你不明白相爱的人为何会充满怨悔与痛恨，那么，你去看英格玛·柏格曼的《羞耻》与《婚姻暗流》及法斯宾达的《柏特娜的苦泪》吧；他们对人情世态的了解，会使身处其境的人感到羞耻或醒悟，亦使局外人有一个警惕与了解。但特吕弗却完全不同的。虽然他的影片常以爱情为主，亦描述相爱的人之间的纠缠与煎熬，但是这种爱情却显然多了一份浪漫的柔美，而少了一份现实的辛酸……于是，他给人看见所谓爱情的得失，其实是理想的挫败，而没有牵涉入人世间生活上琐细的冲突，也难怪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羞耻》、《婚姻暗流》及《柏特娜的苦泪》给人的启示会多过任何一部特吕弗的爱情故事，而使人更亲近人世，明白自身的问题。这一点不能不说是特吕弗的极限。”
即便是在罗维明那个年月，他也已经开始慨叹黄金时代的流逝：“上世纪60年代是电影史的盛夏……到了现在情况便沉寂多了。好片子虽然不时出现，讨论的人却减少了。批评的理论虽然也有创新，写影评的人却失去那份热忱……”刻下呢，刚好是30年之后，景况就变成这样了：讨论的人虽然不时出现，好片子却减少了。批评的理论毫无创新，写影评的人有些倒还没失去那份热忱，只是他们都不配写。影评的命运，就跟旧诗一样，纵然剩下一两个写得好的，也没用。谁都拦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平时写评论，至少会把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电影就是电影》不同，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部分篇章未读，因为我知道读一篇就少一篇。迪伦马特写过一篇展现末世景观的短篇小说，叫《隧道》，讲一列火车以物体自由坠落的速度，朝地心深处开去，车上的旅客们只能绝望地等待着终结的到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办法。上帝叫我们跌落，我们就只好往他那儿冲过去。”还好，我私存了几篇尚未读过的好影评，在跌落的过程中，不致于太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