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在今天的大学里，博导和教授可谓“多如牛毛”，专家院士个个履历显赫。但是，能够让学生开启心智、独立思考的老师，却寥寥无几。因为，就这些头顶带有“神光圈”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自身而言，便没有几个人能像陈寅恪所说的，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此意义上，谢泳受聘厦门大学，如同昔日粱漱溟、钱穆受聘北大一样，既是受聘者理应获得的尊重与地位，更是大学的荣誉与福气。

谢泳是当代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虽然他只拥有专科学校毕业的文凭，但多年来凭借着个人孜孜不倦的钻研，在西南联大和《观察》杂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无人能匹敌的成果。他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对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教育制度、新闻出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疏理、分析与评估。谢泳的文章，从不故作惊人之论，也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多是对罕见的第一手史料的铺陈与对比，真正做到了“让史料自身说话”，让那些长期埋藏在尘埃之中的史料再次放射出光芒。谢泳的文字，简练而平实，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泛滥的抒情，像胡适那样点到为止，却充满了理性的力量与逻辑的魅力。他的思想和文字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论及西南联大乃至整个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时，谢泳指出，那时候，“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这样的看法，其他研究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学者较少论及。谢泳既不抹杀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价值，也不否定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洋。一个学者治学，就当有这样的持平的态度。而西南联大的教育独立和教授治校，也最为他所关注、所表彰。谢泳研究的，显然不是那一段逝去的历史，他当然希望历史对现实说话，希望历史成为改变现实的一种力量。他的文章纠正了人们过去对民国的一边倒的负面看法，并启发人们思考现实的种种弊病与问题，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谢泳从四十年代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观察》杂志上的若干言论中，看到了当时大学教授们的精神状态。如果用章诒和是说法，那便是一种“贵族”的气质。谢泳分析说：“大学教授，特别是有名的教授，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对于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尽管对于大学教授有种种批评，但从根本上讲是害怕教授的，他们懂得教授的专业特长是国家须臾不可少的，同时对于教授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惧心理，生怕伤害教授给自己带来不利。……在四十年代，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的力量。”这种情形跟今天的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大学教授被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所不齿，因为他们大半都成了权势阶层是说客和附庸。

谢泳来自民间，来自乡土，没有某些知识分子矫揉造作、清高傲慢的习气，他像农夫般朴实，又像工人般勤恳。他在担任《黄河》杂志编辑期间，编辑发表了若干重量级文章，让这份昔日默默无闻的刊物受到全国知识界的瞩目。他对那些无名的作者更是充满了热情，当年我便是一名普通的投稿者，收到了他诚恳的、鼓励的回信，这在我的投稿经历中是极为罕见的。后来，谢泳失去了发稿权，那份杂志又迅速衰落下去了。这样的遗憾，不止一次在我们身边发生。《读书》、《方法》、《书屋》等一流的文化思想刊物，都是以相似的方式在我们是视野中消失的。

从编辑到教师，谢泳还是谢泳。他的研究和思考方式，当然不是今天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主流，像他这样“跟着真理走”而不是“跟着利益走”的学者，确实已经不多了。在北大，有贺卫方；在中大，有艾晓明；在清华，有秦晖；在武大，有邓晓芒；在复旦，有葛剑雄……上千所大学，数十万教员，能够让学生及社会尊重的教授，能够勇敢地批评时弊、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教授，却仅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但是，大学之中有这样一批教授，大学的传统及知识分子的命脉就还没有完全断绝。今天，谢泳又加入其中，无疑又多了一分希望。我相信谢泳受聘厦门大学，不会为大学的既成规范所束缚和改造，相反会给大学带来冲击和刺激。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谢泳的“自信”会一直保持下去的。

虽然这一小群人无法改变今日大学精神整体萎靡不振的状况，但至少他们可以在课堂上讲述真理，至少他们课堂上的一群学生当中，会有人受到触动、受到启发，其人生方向由此而改变。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