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为破败的生活作证

　　《冒犯书》能让我们这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头、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感”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感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物全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种难以挽回的破败。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逼视存在、书写破败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这或许正是陈希我的不同凡响之处：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欲望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读陈希我的小说总令我想起卡夫卡。卡夫卡说：“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比如《冒犯书》的第三章《补肾》，写的是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过着丈夫独自自慰、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性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补肾》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身上盗割来的——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更大的荒谬。在陈希我笔下，一切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他决意要让我们看到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读《冒犯书》需要有坚强的神经：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交媾，千方百计合谋，让女方钦定的未婚夫先破了处女膜(第一章《晒月亮》)；一场玩笑居然引发出抢劫的妄想(第二章《暗示》)；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抑制感觉的物质，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感觉神经的抽动，血管的奔流，我们一刻也活不下去(第五章《我疼》)；假如把种种私有生活场景(包括上卫生间前后撩衣摆、在化妆时挤眉弄眼、翻看自己的内牙龈……)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

　　这样的文字，像是在揭发生活的隐痛和伤疤。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