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底至5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起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坏作风的运动——整风运动，号召和邀请党外人士自愿参加。党外人士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了不少意见、批评和建议。结果这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言论大多被认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凡是发表和赞同过这些言论的人也都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革命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右派分子。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部署《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这场运动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是以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知识分子为批斗对象，以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与戴帽子为策略和手段，以防止或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为目标，以期达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内夺回或收回给党外人士部分领导权而树立毛泽东及其思想绝对权威统治和个人专制独裁为目的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到1958年6月基本结束。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多万，揪出反党右派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等二十多个。经过处理后，大多数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党籍、军籍、团籍、学籍以及降职、降薪等处分，并在劳改、劳教、监督劳动中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达二十二年。
一、毛泽东承认反右派斗争有缺点作为反右派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很大，他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页）到1962年4月9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承认，反右派斗争有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引自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0页）这是反右派运动过去5年后承认的。客观地说，“人家不敢讲话了”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所得出的必然结果，也正是毛泽东等人所需要的，从“百家争鸣”走向两家争鸣，最后由一人独鸣，这就为走向个人独断专行扫清道路。毛泽东直到去世也没有认识到反右派斗争究竟是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
1962年9月，毛泽东不给右派甄别，薄一波回忆说：“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9月29日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01页）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薄一波著《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008页）
毛泽东肯定反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承认“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坚持不给右派甄别平反。
二、邓小平承认反右派犯了扩大化错误
反右派斗争21年后的1978年，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才得以进行。按薄一波的说法，1957年所划的右派分子，99%是属于错划。（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页）按新闻界老报人杜导正社长的说法：“据我所知当年被划的‘右派分子’，不是99%错划，而几乎是100%划错了”。（《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第27页）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对反右派斗争多次指示精神作出对反右派斗争的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5页）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对上述结论的背景作了极为深刻而公正的解读与述评。胡绩伟说：“在很多党国元勋的支持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下，耀邦同志领导中组部和中纪委顶住了‘两个凡是’这股逆流，以坚决果断、无畏无惧的魄力和雷厉风行的速度，很快对这些冤假错案一一平反了，使很多同志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同时也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开辟新时期新任务奠定了组织基础。”“蒙受极‘左’迫害的某些主要人物本身也是多年来某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为他自己从冤案下解放出来，使他重新喜见天日，重新掌握大权，他当然是赞成平反的；但要把别人从他所制造的冤案下解放出来，或者从他参与决定的冤案下解放出来，有的人就感到说出不口的不自在，甚至很反感。比如：在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平反时，亲自主持和参与这一大冤案的某些领导人，就觉得不能完全平反，不能完全否定这十分错误的运动。尽管最后留下不足万分之二的‘右派’，认为不是冤案，但是仍然认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对此，笔者要提出质疑：这一场右派分子99%以上被改正——几乎100%被划错了的反右派斗争难道还完全正确和必要吗？回答，既不正确，也无必要。
三、中央其他领导人主张对右派平反改正在这里还要提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他承认反右派斗争的错误说：自己“对反右派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有所觉察。”“1962年，我们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实为毛泽东坚决不给平反、甄别——引者），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16年。”（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由此看出，李维汉认为反右犯了扩大化错误，主张对错划右派进行平反，并没有提及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改正”一词是1978年邓小平发明的，其涵义是：反右派斗争没有错，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只需要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而胡耀邦利用“改正”一词的含义，巧妙地把右派分子改正了99%以上，这实际上把反右派斗争的完全正确和必要基本上否定了。
四、知识界部分人士对反右派运动的看法
建国后的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的对象，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都是党内外新老知识分子，还有在校大学生，他们经过20多年的生死磨难，深知反右派斗争给他们带来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又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的是非观念是很清楚的，心中是有数的，但要知识分子真正表达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还是心有余悸。现在概述部分知识分子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
1.知识分子干部评述反右派斗争
李逸三，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后任国务院参事。在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时举手赞成，后又为葛佩琦的冤案平反而上下奔走。1980年11月20日，他为葛佩琦的冤案写信给胡耀邦，信中说：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55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党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一个一风吹，彻底翻。“（转引自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李逸三同志作出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理性、大胆直言的评判，特别做出“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这个评价，真正代表和道出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受害者的意愿和心声。
一位笔名为华民的作者质疑反右很有必要的说法时说：“邓小平坚决说‘反右’很必要，本身没有错，问题只是扩大化了。头脑清醒的人基于历史事实，则说它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不必要和不应该。即使严格限制打击范围和斗争方法……也将为历史所不容。因为无论当时还是今天威胁和危害中国的主要妖魔是封建专制及其形形色色的附属物，而所谓的‘右派’……恰恰是这个妖魔不可调和的死敌，谁积极‘反右’、‘反资’，谁就必须得到封建专制势力的欢呼与拥护，也就证明他是这种势力的最佳代表者、‘保护人’。”（华民《中国大逆转》，1998年版，第354页）这是作者在二十世纪末期对反右必要性、正确性做出的科学论断，从思想理论上做出客观、公正、深刻、准确的评价，这种揭示反右派运动本质的评述，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诤诤之言。
2.一位反右受害者评述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时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她在1980年6月《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她说：“现在在我看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是从根本上就错了。现在党既然已敢于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浩劫，那么为什么不能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灾难呢？后者是前者的预演和起因，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当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来已久了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的，但主要还是从反右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为一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祸根是从这里种下的。按理来说1957年应该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搞起来，那在实质上应该是开展一次反‘左’运动，才能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贯彻下去，从而也就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论十大关系》的方针走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可是突然搞了这么一场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倒退和大复辟。”（武汉某大学图书馆馆藏《林希翎自选集》，第23页）在这里，她断定反右从根本上是搞错了，同时肯定毛泽东按《论十大关系》方针走下去才是正确必要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基本上是沿着《论十大关系》方针走下去的。林希翎能在1980年提出如此客观清醒、深刻大胆、寻根溯源的社会历史评述，确实是勇气不减当年，赤子之心可嘉，真是难能可贵！
3.香港资深报人温辉先生评述反右斗争
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香港资深报人温辉先生评述反右派斗争，现摘录如下：
“对于三十年前中央搞的‘反右斗争’，现在应该是做出结论的时候了。
为什么共产党把几十万向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毛泽东提出‘右派’的三大罪状是：“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要’倒转‘社会主义方向，’不要共产党领导‘（《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右派‘言论比较具体，包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邓小平认为这’形形色色的反动钢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其实当时大多数‘右派’提的只是小小的意见，例如对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点批评等等，就被打成‘右派’，这显而易见是冤枉的。就是邓小平列举的‘右派’言论全部符合事实，现在经过三十年的历史检验，是非也该分清了：
第一，‘右派’的言论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第二，‘右派’是应邀发表意见，而且其意见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忠心。
因此，一切强加于这些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都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被打成‘右派’的人身心受到极痛苦的折磨，国家和人民丧失了无数精英，社会发展削弱了动力，这是毛泽东等人犯下的祸国殃民的严重罪行！
‘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破坏法制、摧毁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因而它的性质是反人民、反社会进步、反历史潮流的。
这是我们对‘反右斗争’的粗浅看法，现在提出来，向读者们作者们请教。“（李洪林编《争鸣之音——温辉文选》东西方交流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第211-212页）
上述评论是完全正确的，是代表了大陆知识分子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看法。直到现在大陆主流媒体评述反右派斗争的结论远远没有达到上述的结论水平。反右派斗争只差几个月就五十周年，主流媒体仍然停留在一九八一年对反右派斗争所作的政治结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必要的问题出在扩大化）的水平。我们（反右的受害者）盼望意识形态部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右派斗争作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
4.中青年党史国史研究专家学者评述反右派斗争
一位没有经历反右斗争而从事国史、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于凤政评述反右运动。他说：“反右派运动是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致命打击。这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双百’方针到‘鸣放’，知识分子却也成就了一场以反教条主义为基本内容，在精神上与五四相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对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民主、有自由、有平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20年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先驱。这个集团的覆亡，结束了一个政治时代与文化时代；它在覆亡前的最后一搏，留下了新时代的预言，播下了新时代的种子。因此，它的毁灭是光荣而又有几分悲壮。”（于凤政著《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这位出生于反右运动前一年即1956年的年轻学者对反右派斗争的论述既高度理性又饱含激情，把“右派”集团讴歌为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先驱”、“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的拓荒者。他在颂扬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时，的确具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为时代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把整个“右派集团”推向当代政治思想史崇高地位的同时，也大胆冲击了某些传统史学权威那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的春秋笔法，笔者作为一名反右派斗争的亲历者、受害者，看到如此高度的评价，真正感到极大的欣慰。
5.党史国史研究权威专家评价反右运动
中共党史研究权威专家金春明评述反右派斗争说：“反右主要是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这次斗争对在全国人民中澄清一些带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和灾难性的影响是主要的。”（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这种评价仍然站在传统理论阵容方面，但又表达了传统理论阵容方面有某些与时俱进的松动，承认反右不良后果与灾难性影响是主要的，算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党史、国史研究权威专家郭德宏评价反右派斗争说：“关于反右派斗争，历史决议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反击是完全必要的，只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20年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这么写的。但私下里，绝大多数人对反右派斗争是否定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作了改正。一个99%以上的人都搞错了的运动，怎么还能肯定呢？事实上，历史决议只是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并没有说开展这场运动是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为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不可避免的，但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运动是应该否定的。”（郭德宏《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见《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郭先生说的“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运动是应该否定”的这种评价，代表了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的想法，也说出了绝大多数研究反右派运动的专家学者的观点。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基本到位了，真是来之不易。
改革开放后关于99％以上的右派改正还有另一种说法：对于右派的改正又扩大化了。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就是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他在1989年8月11日一次谈话中指出：“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厖后来平反（改正——引者注）又扩大化，确应定为右派的少数人也平反了。……例如戈扬这类人，过去确实右派，现在也还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第534页）这是改革开放十年、右派改正十一年后著名“左”倾理论代表人物一次重要讲话，这也深刻提醒人们，“左”倾顽固思想的势力和影响不可低估。所以，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邓力群自己承认，“晚年了，忽然成为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第2页）上述引文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反右派是否正确必要，对右派予以改正是否是扩大化等问题，依然有继续探讨、继续评述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总之，整风反右应放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来考察，当时中国社会应该说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1957年夏季，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是反封建专制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民主运动，党内外的民主派是反封建专制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主力军。毛泽东利用这支主力军不久后，就改变了策略，又利用工农（干部与群众）以及“左”派人士，迅速掉头反击这支主力军——民主派，并将他们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将他们打压下去，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充当反面教员长达二十多年。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78年底，右派问题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才得以改正。一个99%以上的人都搞错了的运动，难道还要肯定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要说有右派分子，那也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扭曲为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后的政治产物，把民主派打成右派分子，把好人当作敌人。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派打击民主派，扑灭民主势力，为个人专制独裁和重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扫清道路。同时反右派斗争也是毛泽东等犯“左”倾错误和历史大倒退的开始。从此，中国就走向“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接二连三地犯了“大跃进”灾难性错误，犯了“文化大革命”浩劫性错误。毛泽东逝世后，新的党中央总结、吸取前人的惨痛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阶段，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包括右派幸存者正在为民主、自由、统一、和谐、富强的中国而努力奋斗。
退休老人汪国训2007年3月4日修订于武汉大学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