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叶利钦走了，正如他平静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他经历的生命历程充满传奇，传奇中有忍耐、狡诈、随波逐流，而更多的是道德勇气。
公元1991年8月19日，他站在了坦克上，没有任何防护，一颗子弹完全可以击碎他的脑壳，甚至说阿尔法小分队（苏联特工机关的杀手小组）只要听得领导的命令，完全可以把鲍里斯的胸膛打成蜂窝。
那时，鲍里斯没什么别的选择，他只有把命运交给上帝。上帝保佑了他，阿尔法小组没有开枪。这是一个奇迹。也许这是叶利钦临终前彻底皈依上帝的一个最重要原因。至少，我这么推断。
我细读过《叶利钦传》，尽管这本书被朋友给“传”丢了，但至今我仍能记住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在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巨头利加乔夫攻击戈尔巴乔夫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后者。是投机？还是战略预设？或者二者兼有吧！但毫无疑问，不打倒利加乔夫那个顽固的家伙，苏联的民主化就不会来得那么顺当！
第二个是，叶利钦因反对利加乔夫而被贬到国家建设委员会，也不再拥有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也正是在国家建委的一次宴会上，对鲍里斯心怀不满的官僚们“以开玩笑的方式”，把他扔进河里。
一个湿漉漉的鲍里斯爬上岸来，一个帝国也因此落水了。
仍是我的猜测：从叶利钦爬上岸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把一个帝国扔进水里，让它永远不再浮上水面。
作为生命个体，我是在苏联的影子中长大的。在我刚记事的时候，贫穷的村庄里竟然到处都是“反修、防修”的标语。毛泽东的“诏令”通过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苏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云云。
有了叶利钦，这一切都好了。苏修帝国主义灭亡了，我们的危险没有了。
1991年8月19日，是个美好的日子。他与我的关系绝对不是政治上的牵强附会，因为1983年8月19日我作为一名刚毕业的中专生手持一纸调令，骑着一辆农村最破旧的“大铁驴”（没有链子盒，右裤腿要挽起来），到一家银行上班去了。那一天，我看着人们注视我的“铁驴”的眼光，我发誓两年后的8月19日，我要“攒出一辆新车子来”。
8年后，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胯下已经有一部250毫升排气量的双排气筒摩托车。但是，我还没从摩托车的飞驰中补偿8年前的羞赧时，被压抑的信仰问题却因“8•19事件”彻底暴露出来。第二天傍晚，我终于无法再伪装甚至麻醉，和一位从军队副团职务上转业回来的领导发生了争吵。我们还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姥姥家是我们村的），所以平常有人请我喝酒，我总是喊上他。由是，也无话不谈。我们站在运河桥上，他以高度的责任感痛斥叶利钦的叛党行为；我则说：“你想想啊！六四开枪把我的信仰全打没了，苏联总没发生六四。我真的不信共产党了！”他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一直是被单位重要领导当接班人之一“暗中培养”的，但从8月19日那天，这一切都变了。我对一向暗中提携（这种提携包括以小科员的身份报销飞机票的优越）的领导说：“看来，我们只能作朋友了，而不能是接班人了。”这似乎很自以为是，但确实从那天起，我的小职员生活分成了两个八年：
第一个8年，从1983年8月19日到1991年8月19日，充满幻想，甚至有手腕高明的投机，以及邪恶与放荡。
第二个8年，从1991年8月19日至1999年9月2日，我全身心地埋头研究学问，除了经济学外，读了几乎所能接触的苏联的资料，如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巴卡京《摆脱克格勃》、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等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叶利钦传》。
第三个8年里，我经历了政治牢狱，也更深地体会到文明史上帝国政治衰亡与突变的逻辑。第四个8年即将来到，而叶利钦把一个帝国扔进水里的水花依然在跳跃。16年来，帝国落水的水花以不同的方式激荡着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的心思，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有思想的人们几乎无法否认：鲍里斯•叶利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大帝，而他们共同的伟大之处仅仅在于——结束了一段一小撮人迫害绝大部分人的历史。
鲍里斯，走好。在每年的8月19日这一天，我会为你向上帝默祷，愿老人家在天堂里常常抚摸你的头顶，因为“怜恤人的人有福啦！”
–2007年4月30日写书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3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