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家一开始就认为他所面对的所有人群毫无忏悔、自省的习惯，那么，他永远写不出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式的忏悔录；如果作家始终认为自己身处的社会只有现世意识没有来世焦虑，那么，作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彼岸摆进自己的作品。
有多少人怀疑过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前提？我只知道，面对最为荒芜的烦嚣现世，屈原留下绝望的呼告，曹雪芹写出林黛玉的还泪意识，张爱玲写出天荒地老后的拥有，鲁迅站在忏悔的门槛边，高行健道出“逃亡”背后的“自救”，王小波看到陈清扬的真实罪孽，张炜记录地主的内心折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语言开辟出来的，最有大爱精神的心灵剖白、最深沉的对俗世经验的拷问。
语言既能通往过去，也能联系未来，那些貌似真理的前提，在我看来，非常可疑。大而化之的人生观，降低了很多作家的视力，单向的一己经验描述，使作家们失去考查人与人之间差异的耐心。那些被现世得失严严裹住，缺乏超验超现实之想的重复诉说，沦落为一种令人生厌的话痨，这种文字唠叨，很容易沉溺于一己之私，而失却关切肉体与灵魂如何发生联系的勇气与能力，更不用指望他们探讨人如何由无到有再由有到无的问题。
或许国外一些作家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2007年第4期的《小说选刊》收入村上春树的两个短篇小说：《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偶然的旅人》。正如译者林少华所说，国内“小资”更倾心于村上春树个性化的写作风格，而他对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意识却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你在《天天移动的肾形石》里可以看到，石头在说话，风在说话，人也在说话。淳平的父亲说：“男人一生遇上的人当中，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只有三个。”女人让淳平触摸到灵魂的信息、意志的力量，那么，“三个女人”的故事如果放到中国作家笔下，会成个什么样？大抵是彩旗飘飘、红旗不倒、丰乳肥臀之类，太多的轻薄猥琐文例，随处可见。
而《偶然的旅人》呢，钢琴调琴师是同性恋者，他因性向而与家人失和，但只有自己亲手打开自己的心结，彼此遥不可及的事物才能完成和解，那些轻灵飘浮又贴心及肉的语言，可以让读者感受到，理解了善的动因，人间幸福，就真的能得到神灵的庇佑。假如《偶然的旅人》放在当下的汉语写作中，又会是怎么样？家变，抑或是互相诅咒、以死亡绑架他人的生命？都有可能。
当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作家，对俗世的仿真描写异常热诚，甚至可以说技术娴熟。荆歌的短篇小说《梅雨》(《收获》2007年第2期)如果放在中国当代小说的范畴去看，技术层面不算差，但小说略带恶意的窥探性文字，将一己之私的恶劣无限放大，这样写，对文中那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讲，无比残忍。如果作家的内心存不下仁慈、无法自我珍重，那么，他的作品也必将缺乏对人性教养的基本尊重，他笔下的感官世界也缺乏最基本的尊严。
温亚军的中篇小说《桃花落》(《人民文学》，2007年第4期)，篇尾这样写道，“我现在除了钱，什么都不相信”，但是，作者在为什么庄晓然会彻底走向钱这个问题上缺乏充分说服力，因为，作者虽然立足于现世，但没有足够坚硬的身体细节去说明人在钱面前是如何陷入绝望的，作者只不过是很粗糙地略带嘲笑意味地看着一个女人掉进“钱”的陷阱，他看不到“钱”对现世人心的残酷摧残。
那么，假如周边的生活陷入道德绝望、假如抢钞票的声音试图盖过所有善的呼唤、假如心房真的感受不到一点点人间温热，作家该怎么办？在作品里喋喋不休地怨叹，我们“穷得只剩下钱”？躲在书房里，看着报纸影碟电视，娴熟地编造出那些苦苦计较一己得失、漏洞百出的文字，做那道德绝望下所有感觉被冻结的冷漠看客？！还是对所见事物作小心翼翼的分辨，用自己的感官与信念去反驳一成不变的偏见与先入为主的看法？
哲学家舍勒说：“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怨恨左右了很多作家的写作，以至于，他们只看到同，只看到恶。
文学没有承载道德的义务，文学家并不比一般人更道德，文学家只是应该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歇斯底里，因为，如果他能尝到痛，也必能品到爱；如果他能深悟绝望，也必能体恤希望。造物主馈赠给文学家的先天品质，是痛苦而敏感的仁慈心灵。即便在最为不堪的恶俗丛林中，我想，目光高远的作家也能找出一些既硬朗又温软的安慰。因为，即便是拥有共同集体无意识的族群里，人与人也是有差异的，而幸福与痛楚的每一副面容也各自相异，正是这些差异，为不同语种的文学提供了不同的通道。
但如果作家缺乏对差异的起码敏感，如果我们不自觉反省精神与肉体之间抽象又具体的问题，那么，无论在哪一层面谈“文艺复兴”(“2007年中国文艺复兴元年”专号，见《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1／2期)，都是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