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要从二战说起。那是1943年的亚洲战场，英国军队的尼克尔森上校和他的600名部下被日本军队俘虏，押送到缅甸丛林的一处战俘营接受改造。所谓的改造，就是做苦工，以及茫然等待死亡的降临。尼克尔森们被分配的任务是在营地附近的桂河上修建一座大桥，连通曼谷与仰光之间的铁路，以便日军顺畅地从新加坡增兵印度。那么，作为指挥官的尼克尔森该怎么应对呢？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英国人是俘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宁死不屈的壮举毕竟只属于星星之火般的少数人，要求每一个英国士兵都去实践“暴力不合作”或者“非暴力不合作”的伟大真理，正如让每一个欲火中烧的登徒子都效仿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实在苛刻到不近人情。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任务，问题只应该转化为：对于大桥的修建，应该一心一意，还是两面三刀？
这个问题到了电影《桂河大桥》的后半部才由军医斯里普顿提出，他很惊异地看到，尼克尔森上校为了建设好这座跨河大桥，真的是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由于缺乏人手，他居然把心思打到俘虏营里的伤病员身上，而这正是斯里普顿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不得不提醒尼克尔森：上校先生如此认真地帮日本人建桥，简直就是叛国行为。可上校却回答：“战争总得结束，以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会记得，这座桥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批英国军人建造的。”——这里至少包含两重意思：修建大桥，不是着眼于现在的军事之需，而是未来的民生之用；此外，或许在上校眼中是最重要的一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英国军人日渐沦陷的尊严，如同他对美国军人希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不是奴隶，是士兵。”而确切的说，他们既是奴隶，又是士兵，是作为奴隶的士兵，实用主义的希尔斯更看重前者，理想主义的尼克尔森更看重后者。
军人的尊严，或者说人的尊严，是尼克尔森上校所认为的被俘士兵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潜台词是，我们可以在肉体上被日本人打倒，但精神上绝对要战胜他们——这难道与中国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脉相传？为维系高贵的尊严，他与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人日本军官斋藤大佐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斋藤命令所有的英军指挥官必须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参加建桥的劳作，而尼克尔森则举出《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被俘军官不必与士兵一起从事体力劳动——表示反对。这不是说英国军队的官兵们不能同甘苦共患难，而是——我推测尼克尔森的用意，就是要保守一种既定的传统，一种明文规定和经久流传的生活方式，以此来让600名部下感觉到，他们还是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并非散兵游勇。这种坚持的后果，是一向要强的斋藤恼羞成怒，将尼克尔森丢到偏狭的囚笼，其他几名军官关进阴暗的禁闭室。可是在不久之后，斋藤发觉以前使用的得心应手的威权统治于今却意外失效，英国士兵们纷纷消极怠工，以抗议日本人的暴政。因为建设大桥的任务迫在眉睫，斋藤只好一再退让。最终，差点见了上帝的尼克尔森和他的同僚被光荣释放，他们一同坐上议事桌，他们的意见也被采纳。他们与看管他们的日本人似乎不再是主奴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如此说来，尼克尔森执意建造好桂河大桥就有些顺理成章。他教谕部下，日本人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能做好，足以挽回我们在战场上丢失的面子。因此他说服斋藤，原来大桥的选址是错误的，要移到下游；原来的工序也不够完善，要重新来过……就这样，一座本来预计难以实现的工程，在尼克尔森及其他英国军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奇迹般地化为现实。天堑变通途，而且没有超出日军上峰指令的期限。大桥完工那天，尼克尔森特意在桥头钉下一块木牌，上面铭刻着他们苦心坚守的尊严：“此桥系由英军战士设计建造，1943年2月5日”。这让他们的日本对手羞愧不已，斋藤大佐甚至准备在第二天大桥通车后切腹自杀，以明心志。我们应该承认，故事发展到这里，不管尼克尔森未来的命运如何惨淡，他确实赢得了这场关乎尊严的虚拟战争：他们不是奴隶，是士兵，奴隶干不成这样的事儿。
不幸的是，尼克尔森必须直面更为严峻的冲突：他所属的军队派遣精明强干的突击队员，千里跋涉，要在大桥通车的当天炸毁它，以及一辆适时经过的军列，上面乘坐着日本军方的要人。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有尼克尔森曾经的难友，从该战俘营成功出逃的希尔斯。他们趁着无边夜色泅渡过河，埋下引线和炸药。可是在第二天，桂河的水位下降，部分引线暴露出来，被在大桥上等待火车经过的尼克尔森发觉，他带着一同候车的斋藤走下去探察真迹，却看到正是他的战友要摧毁他费尽心力的作品。那一刻，尼克尔森满面困惑，但随即就清醒过来，他要扯断引线，阻止希尔斯等人的计划。接下来的肉搏中，斋藤身亡，希尔斯与爆破手也壮烈牺牲，惟有尼克尔森重伤未死。这时汽笛已然鸣响，列车即将到来，尼克尔森摇摇晃晃站起来，蹒跚着走向炸药的控制器，一颗炮弹降落，激发的气浪将他吹倒，巧合的是，他的身躯正好砸中操纵杆，于是，火药引爆，桂河大桥轰然倒塌，行驶到桥中央的火车同时灰飞烟灭。一切都结束了，上书“此桥系由英军战士设计建造，1943年2月5日”的木牌断裂成碎片，黯然漂浮于水面。“疯了！疯了……”站在附近山顶上目睹这一场景的军医斯里普顿的感慨为电影拉上帷幕。
《桂河大桥》的震颤人心之处，就在于导演大卫·里恩的“歇斯底里”，他不断地将电影人物推向一个又一个伦理困境，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死角。尼克尔森上校必须死，斋藤大佐必须死，连假冒的希尔斯司令员都不能幸免。最终，桂河大桥亦荡然无存，成为他们的陪葬品。而在这里，则不妨抛开电影既有元素的限定，来做一轮过度诠释。正如我所发问的，尼克尔森的做法到底具备何等程度的正当性？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乃至我们可以追根究底，尼克尔森置身的语境，可能有多少种正义观在相互冲撞？还有，桂河大桥为什么会倒塌？当然，倒塌是事实，我们进行的是一种姑妄言之与姑妄听之的精神探究。
当被战友指责为背叛国家的时候，尼克尔森回答，我的做法早已超越了战争，超越了国家。用如今流行的表达，尼克尔森的立场是，战争与国家之上还有更有普遍的人性存在和闪光。正如他为了维护尊严而不惜承受肉身的苦痛，他为了追寻这种人性的价值，亦不惜背负叛徒的罪名（这里有一个细节耐人思量：他的600名部下，难道都认同他的观念，不然怎能那样卖命的工作？这是英国的特例？）。可以说，他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者体现为他对传统近乎顽固地坚执，后者体现为他将人性设想地如此美好，以至他真的不愿相信自己的战友会来炸毁桂河大桥。这两种精神肯定有所冲突，可在尼克尔森身上，却没有得以散发，它沉积在这个人的心灵深处，从而构成一种悲剧型的人格与命运。
尼克尔森的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作为一个人，一个英国公民，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士，他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生长的地球，至多只是被理想主义的因子所刺激，悬浮在半空，成为又一种“鸟人”（不同于所谓的哲人）。姑且不论他的部下，单说军医斯里普顿和美国士兵希尔斯，就无法像他那样临空飞翔。他们的头脑被国家或民族主义强烈桎梏，不是说他们没有丝毫的人性，如果当作为普世性的人与作为某个国家与民族的人发生争端，他们一般都会不加思虑地选择后者。我们只能说，斯里普顿们的精神没有达到尼克尔森的高度，甚至他们无法理解处于这个高度上的同类。所以，电影的结尾盘旋着斯里普顿的喃喃自语：“疯了！疯了……”——我觉得这是对整场战争的盖棺论定。
这里的两种价值观——或者说正义观——的对抗，我视之为一个旷日持久的命题。在20世纪这个所谓的歧异时代，它表现得更为残酷。理论上与道义上的优势并不能决定那一方就是最终的获胜者。我仍然乐意对此进行功利主义的斤斤计算。我也乐意相信，并没有多少人心甘情愿置身于这一冲突的漩涡，希尔斯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根本不想参加九死一生的突击队，去桂河大桥与尼克尔森生死对决，他厌倦了战争，只打算回到美国乡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这般便宜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终归是一种奢望。动过刀兵的他还是死于刀兵。当然，桂河大桥的倒塌正是对他的死亡的献礼，一丝抚慰普通人的亮色。
这就要说到桂河大桥倒塌的原由：可以说，这隐藏着导演大卫·里恩的价值取向，他让“鸟人”尼克尔森苦心打造的梦想折翅，他试图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够逾越敌我之间的二元对立，去守护堪称永恒的事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而人就是人，必须区别于两者，必须忠诚于人间的政治。桂河上那座企图抹消城邦与战场的敌我之争的桥梁，最终倒塌于一颗偶然的炸弹，我们只能认定这是命运之力的显灵。它在诉说尼克尔森这类“鸟人”的悲剧的同时，也通过对战争的讽喻（“疯了”）来警醒人类：“那些超越城邦而寻求新神的人往往发现自己拜倒在野兽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