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没有希望的期待，我们迎来了第十八个“六四”惨案纪念日。
十八年前，广大学生和民众所提出的诉求，主要集中为两点：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全国人民当时最关切的两大问题，也是使执政党面临困境的两大难题。有了如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支持，政府与人民齐心合力，清除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两大难题就都不难解决。当局既可摆脱困境，也可得到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中华民族更有可能在清除腐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础上，顺利发展。可惜，短视的执政者却见不及此。他们目光短浅，只担心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已有的特权地位会受到损害，竟然动用坦克机枪，血洗长街，把热爱祖国的青年学生和劳动者淹没在血泊之中，并且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全世界。
十八年来，善良的人们一直期待着执政当局能公布“六四”真相，恢复民主运动的本来面目，为死难者昭雪；同时，总结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为什么一场反腐败和要求深化改革的群众运动会遭到血腥屠杀？为什么十八年来腐败日益严重？为什么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至今岿然不动？执政党应该怎样面对民主革命和群众运动？等等。可是，年年要求，年年被拒；年年期待，年年失望。人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与执政当局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民间的反思和总结却连年不断。十八年来，虽然有关当局严令禁止纪念和讨论“六四”问题，不许报刊发表文章，不许召开纪念会、研讨会，但民间却突破禁令，通过纪念性的文章和活动，作出强烈的批判和抗议。
本文试从邓小平对这个民主运动的态度——从支持赞赏到反对、镇压，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当年4月20日，即在中共中央举行胡耀邦追悼会的前两天，我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干事长盛斌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的女儿，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的邓榕，向她表达我对邓小平的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对胡耀邦的贡献和功绩，作出充分的评价；二是希望他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学生运动，慎重对待。在谈到第二个问题时，邓榕说：“杜老师，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每天都派人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了解情况，及时向老爷子反映。老爷子对学生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对学生是支持的。他很赞赏学生，说他们有秩序有纪律，也很理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杜老师你放心吧。”我和盛斌高兴地离开人民大会堂，不再担心学生运动会有什么意外。
不料，老爷子在五天以后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竟然把学生运动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怎么会这样？
4月24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前往北朝鲜访问。第二天，李鹏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李锡铭、陈希同到邓小平家，向邓小平汇报。由于有关档案没有公开，我们对汇报内容不得其详。但我从第二天的传达中了解到，汇报时邓小平作了一些插话，其中谈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政治动乱”。十分明显，这是一些被汇报内容所左右的即兴的插话，断断续续，互不连贯。但汇报者却立即把它写成《人民日报》社论，第二天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发生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就挑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继续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改变对学生运动的错误评价。当局拒不接受，终于导致悲惨的流血事件。
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态度的转变，充分反映出他作为民主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两面性。
作为民主主义者，邓小平为推翻蒋家专制王朝的民主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他支持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西单墙的“民主论坛”表示赞赏，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大力推动体制改革，等等，都表现出他的民主主义倾向。所以，当1989年学生运动初起时，他表示支持，加以赞扬，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作为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者，当任何民主主义措施影响到专制制度的巩固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起而捍卫。这就是他在1957年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反右助手的基本原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遏制思想解放运动，取消西单墙，镇压体制外的民主运动，都是他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明证。
1989年民主运动初起时，邓小平加以支持，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倾向。因为学生所提的两大诉求，符合于他的希望和要求，也同他的民主主义特征相一致。促成他转变的，既有偶然的外因，也有必然的内因。
客观的外在因素，首先是赵紫阳的离京出访。国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国家领导人即使身在国外也要赶回来处理。根据当时赵紫阳所面临的情况，他完全有理由取消访问。如果他留在北京，以他的民主主义倾向来影响邓小平，事情的发展就不会这么糟糕。但他却选择离开，结果给李鹏等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第二个外因是李鹏、陈希同等人的汇报。这些人一方面是害怕肃清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会使他们丧失藉以安身立命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面临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前景，所以要趁赵紫阳不在的机会，扼杀学生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长期受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始终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总是想从健康的、理性的学生运动中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在一场规模如此庞大、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的民主运动里，要发现一些超出理性的口号标语，显然是丝毫也不会有困难的。从邓小平的那些插话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汇报中的那些片面的内容，才挑起邓小平的恼怒，诱使他作出过于强烈的反应。
第三个因素是汇报者当晚就把邓小平的插话编写为《人民日报》社论，使它第二天就传遍全世界。速度如此之快，效率如此之高，是十分罕见的。这个异常的现象说明了这些人对学生运动的敌视，他们心怀鬼胎，因为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触到了他们的软肋。所以他们才以如此超乎寻常的高效率，把邓小平的即兴发挥，用社论的形式，迅速公开出来，一方面可以用作镇压学生运动的尚方宝剑，同时也是造成既成事实，使邓小平即使想改也难以启齿。他们清楚地知道，像邓小平那样身居高位，既自信又固执的老人，一向把自己说的话等同于“圣口御言”，轻易不会改口，更何况已经在全世界公开宣布。
使邓小平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内因，是他作为专制制度的最高代表所肩负的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的责任。正是这个制度，使他得以高踞于特权的顶峰，名利双收，妻荣子贵。而学生民主运动的发展，则有可能危及这个制度和他的特权地位。最后，他的专制主义战胜了他的民主主义。
邓小平的一生曲折而复杂。他的民主主义使他建立起名垂史册的辉煌业绩，他的专制主义却使他留下了遗恨千古的过失。他是一面镜子。在民主革命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居于执政地位的当权者，都可以从邓小平的两面性里照出自己的选择：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
2007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