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
海风出版社2006年4月版，28.00元。
由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已经走过八个年头，连续出版了六大卷，它对当代诗歌重新浮出水面、引发关注，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而它所秉承的“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更是成了当代诗歌界的响亮口号。杨克作为一个重要的诗歌见证者，以民间运作的方式，使《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辑和出版，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小小的传统。一种可以称之为“年鉴眼光”的观察诗歌的方式，正在走向成熟。
《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传承了这种眼光，同时又对《年鉴》的整体架构作了变革。“年度桂冠诗人”、“年度潜力诗人”、“年度十大诗歌事件”、“年度最具创意诗歌形式”等栏目的设置，强化了作为年度选本的现场感和编辑意图，而“编委评论”的精到、准确，又唤起了我对这个选本的信任。当诗歌的现场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任何个人都已无法全面把握的时候，借助一种可以信任的编辑劳动，对大量的诗作和诗歌事件进行分类、遴选，这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了解诗歌的主要方式。《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重新凸显了编辑家的重要性。
很多人都说，诗歌在这个时代已被彻底边缘化，但我认为，目前的诗歌生存状态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应该是最正常的。一方面，因为诗歌读者的日渐减少，压制诗歌的外部力量也随之弱化，这就使得真正的诗人获得了更为内在的写作自由，无须过多地顾虑其他强力因素的干预；另一方面，网络的崛起以及诗歌网站的兴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发表和出版难的问题。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写，都可在网上找到发表的机会，并立即获得回应，这无疑将大大刺激诗人的写作激情，并使那些长年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直生存在印数极少的民刊上的好诗得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受益于网络最多的一种。《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及时地发现和关注了来自各个层面的诗歌力量。
因此，不要抱怨诗歌生不逢时，诗歌可以在任何时代生长和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真正适合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对诗人来说，最好的“黄金时代”永远是现在，是当下。拒绝当下你就拒绝了诗歌的生命。那些迷信“生活在别处”、“写作在别处”的诗人们，永远都将一事无成。通过这部“年鉴”，我们就可意识到，真正的诗人一直都在写作，他们的诗歌，往往和时代作着相反的见证。
中国是诗歌大国，自古以来就有“用”诗歌的传统，所谓“诗言志”，说的就是诗歌的社会功用。但这并非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用”诗歌的观念从来就是对诗歌的误读。最好的诗歌是“无用”的，它仅仅只是语言的一种天才创造。“无用”才是诗歌的大“用”。任何可以被“用”的诗歌，都是落了诗歌的下乘，它与语言、与美、与诗人的自我表达必然造成冲突，最后牺牲的一定是诗歌本身，获取利益的一定是“用”(也就是“诗言志”中的“志”)——这是诗歌的悲哀。如果一定要说诗歌有什么功用的话，我更愿意用一句老话来形容:诗歌的主要功用是审美性的，而非社会性。好的诗歌创造美，创造语言奇迹，创造杰出的心灵景象，可能惟独不创造社会功用。一个没有心灵、没有语言天赋的读者，其实是诗歌的敌人；一个期待诗歌能改变社会的人，他最终收获的只会是失望。诗歌改变语言，但不改变社会。《中国新诗年鉴》的连续出版，其实一直都在证明这点。
而《中国新诗年鉴》在遴选好诗的同时，又借助出版运作，成功地将这些好诗推到了尽可能多的读者面前——它在另一重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一个诗歌传播的典范。杨克等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今天的读者发现了好诗、留存了好诗，我想，即便历史忘记了他们，诗歌也会将他们牢牢地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