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邓小平时代有一个惯例:前届党代表大会的第六次全会为下届党代会确定思想路线,大概就是1986年胡耀邦创始的。当时,中共中央的权威被不同的领导人分享:邓小平是无可争议的军事权威、政治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和邓力群是意识形态权威,胡耀邦是不稳定的党务权威。这样,在中共13大前,胡耀邦和邓力群之间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谁将为13大定调子的关键战役。
争夺的核心,一是在12届6中全会上要不要通过一个精神文明决定;二是这个决定以什么思想为核心,是松开还是拧紧新的思想紧箍咒:清楚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
二,胡耀邦胜了第一招
1986年8月16日,我们办公室的头儿陈进玉从北戴河回来,召集各组负责人开会,我参加。汇报完情况后,进玉说,有几件重要工作要特别抓一下。他特别强调要学习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定的稿子,要统一思想。
他说,这个稿子在起草过程中,有些不同意见。有人(邓力群)认为稿子写得不过瘾,没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一开始,薄一波不赞成搞什么决定。针对这种情况,书记处决定一个一个地做工作,由胡启立、王兆国、温家宝一个一个去谈,去说明,争取通过。情况不错。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了一天会,讨论第三稿,胡启立介绍了起草经过。李鹏、田纪云、王兆国、姚依林、乔石都发言,基本肯定稿子,只提了个别意见。
邓力群讲了一个多小时,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这个决定与十二大以来的其它文件之间缺乏连贯性,我想他主要是指二中全会反精神污染的内容;二是反映近几年来的新经验、新问题不够,新问题大概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之类。
杨尚昆发言,对文件也给予肯定。薄一波也肯定了。赵紫阳发言指出,连续性当然要,但把要把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难,还是要有新话。给胡耀邦最大支持的显然还是紫阳。胡乔木先前说没有什么意见要讲,可是临到书记处开会前,他让杨尚昆带来意见,说文件不成熟,建议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不开了。中央认为,取消经过讨论决定的书记处会议的理由不足,会议照常进行。
9月8日晚,陈进玉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大局很好,六中全会决议一通过,就等于从思想上宣判了胡乔木、邓力群之流。如同“两个凡是”破产一样,紧接着就是组织上的失败。我当时也认为,看来,13大邓力群被逐出书记处,已成定局,顶多就是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但种种迹象表明,邓力群并不愿意主动缴械。6中全会越临近,气氛越紧张。那几天,邓力群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忙得很,他们每天出好几期《情况简报》,专门挑“尖端言论”,想给老人家们造成一种印象:现在大势不妙,越来越多的人要夺权了,要搞资本主义了。赶快在精神文明决议中加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吧,肯定邓力群们的论调吧。
华夏出版社出了一套回忆文革的书:《历史在这里沉思》,据说发行量很大。报纸发了消息,就有人报告说大事不好。于是正在开会的书记处的书记们立即让王青林同志(当时的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等索要全套书来审查,看有没有泄漏什么内幕东西。
三,邓力群还以连环掌
可能认为光整材料难有急效,9月11日,邓力群给中央常委们写了一封信,历数当前思想、理论、文艺界出现的种种所谓“越轨”言论。在信中,他不点名地批评了胡启立和朱厚泽同志,说他们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地提倡宽松、宽容和宽厚,并把近来出现的“不正常东西”与作协会议和“三宽”联系起来,点了王若望和张贤亮的名,还批评报刊、出版界喜欢鼓吹资本主义言论,不喜欢维护马克思主义言论。
邓力群还召集一批人,仔细修改了六中全会决定稿,把各种反自由、反民主、空谈共产主义的私货塞了进来。总之,要肯定他们过去的错误,要保住他们赖以孽生的土壤。在《决定》稿上,他们还到处贴标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处打棍子。邓小平同志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删掉了一处:“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其它的,小平未动。看来,进一步的反修改,只能由胡耀邦自己来做了。
上午,温家宝、周杰叫我去,说要给胡耀邦写一个说明,为什么这个决定稿不沿用十二大的一个提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正是邓力群的主攻点,他说决定稿没有和十二大保持连续性,把一些明确的提法模糊起来,将导致严重后果。
我晚上加了一个班,写好说明,交给温家宝了。
四,胡耀邦的情绪开始失控
9月12日陈进玉嘱我去找一点材料。主要是12大以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怎样利用十二大报告中的那个提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大做文章,散布与现行改革政策不符的言论。他要我绝对保密,现在双方对峙,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
9月13日早晨,温家宝让我去。他说胡耀邦对我们的稿子以及他的大秘书郑必坚的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辞锋利的稿子,直截了当地宣布,现在提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说不清楚,也办不到。这次决定稿修改12大的提法,从组织原则上说也是允许的。他对温家宝和周杰说:“你们拿去抄一份,不要改。改一个字可以,改两个字不行。”温家宝说,胡耀邦看上去很生气。看来,邓力群把他激怒了。
“你们看到过我以前发过火吗?”胡耀邦问家宝。
看来,邓力群达到目的了。
温家宝、周杰、永海(家宝的大秘书),还有我,一起推敲了胡耀邦稿子的字句。送给郑必坚。胡耀邦准备给赵紫阳看看,他们要联名给中央常委写信。
五,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
9月15日传来好消息,陈进玉说,邓小平同志看了胡耀邦、赵紫阳送呈的信,批了两句话:“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
进玉喜形于色地说,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听说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可前两天,他也同样同意邓力群的意见。目前,只有陈云尚未表示任何态度。
周杰通知我找张宏遵有事。为了防备有人在全会期间发难,指责决定稿不用“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必须事先准备一点材料和思路。任务交给了张宏遵、王永海和我。
9月18日,进玉一早告诉我,胡耀邦近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全会准备情况。胡耀邦对小平说:“会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发难。”
小平回答说:“挑明好,表决嘛。”小平还说:“他(指邓力群)在修改稿里多处引用我的话,是想把我拉向左转。按他那个改法,人们就要说我们的政策又要变了。除了个别意见可以采纳,其它的不管他。”
据了解,邓力群那封信除了送给5名中央常委,还散发给了其他人。共发了20多份,杨尚昆、彭真都收到了。小平同志在第10页删去的那一段,是胡乔木加的。可见,他们那个修改稿是纠合了不少人,精心炮制的。邓小平同志还说了些对胡耀邦很信任的话,说十三大班子由他主持搞。还说13大老同志要退。
此外,当时6中全会决议稿征求意见时,有10部委和6个省委不同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邓小平的支持,以及省、部的态度,让胡耀邦对形势有了过分乐观的估计。
六,胡耀邦再次动怒
9月24日全会正式召开。会上,何东昌、王忍之多次发言,要加一些共产主义的词句,要减少向西方学习的东西。这些话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听成是要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并迫不及待地给张宏遵(胡启立的大秘书)打电话。张宏遵向上一报告,这可犯了大忌。胡耀邦立即要把王忍之的发言登在简报上,然后组织人反驳。我告诉他们,王忍之并没有用这个提法,这才作罢。如果真有人挑战,胡耀邦大概是不会放过他的。
结果,胡耀邦大获全胜。各小组在讨论《决定》草稿时,都不同意沿用12大报告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但保留一个尾巴:没有完全删掉“反自由化”的提法,这大概让胡耀邦很不舒服。这个提法像一枚鱼刺,卡在他的嗓子里,不吐不快。不过,政治是讲究节制、耐心和妥协的艺术,胡耀邦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胜利,而且情绪不稳,在大会闭幕当天,终于酿成大祸。
七,决定命运的30分钟
9月28日上午9时,6中全会闭幕会议正式开始。宣读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后,胡耀邦询问与会者有没有新的意见。
问了两遍之后,一个老者突然说他有意见要说,场内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家定睛看时,原来是陆定一。胡耀邦显得很兴奋,要他到讲台上来。陆定一上了讲台,颤巍巍地说,“我建议把决议稿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删掉。这是五十年代苏联用来批判我们的,说我们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造反派和‘四人帮’又用这个帽子整了不少老同志,也包括我。”
这个局面的出现,对其他人可能是始料不及,但对胡耀邦和我们来说,却在预料之中。文件起草小组事先准备了一个说明,说可能有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但胡耀邦没有拿出自己的看法。我想是小平关于“挑明好”的说法鼓励了他。
陆定一发言后,胡耀邦说自己没有倾向性的意见,请大家发表看法。他这个态度本身就有倾向性。万里首先发言。他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与法制。建议去掉那句话。”
形势似乎很有利。陆定一和万里的发言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注意到,掌声是从中间爆发出来的,那里坐着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候补中央委员们。
他们和胡耀邦刚刚得意了几秒钟,就听见有衰老的嗡嗡声从前排座位上传来。杨尚昆和余秋里发言,说要保留这句话,他们赢得了更热烈的掌声,这回主要是会场两边的中纪委和中顾委的委员们在鼓掌。接下来,薄一波作了较长的发言,主张保留这句话。天平已经很明显地倾向了对胡耀邦不利的一边。
这时,一个干脆而权威的声音从主席台上传来,那是邓小平的。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的。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像郭罗基、魏京生、王炳章那些人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包括香港一些人,就是希望我们搞自由化。这个提法不仅现在要保留,将来二、三十年都要保留。”
这下胡耀邦不出来说话不行了:“保留这个提法比较有利,有利于政治安定。至于过一些时候还要不要再用,还可以研究。”他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没听见,要么是不同意小平刚刚说的“将来二、三十年都要保留”这句话。
李先念马上接着说:“几十年后都要用……”
陈云也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取消,几十年不能取消。”
赵紫阳也发言。他没有正面说用不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只是说,“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能走老路。”
前后历时大约30分钟,我想胡耀邦遭到了重创。他也许纳闷,邓小平告诉过他,不怕在会上挑明,等挑明了,为什么邓小平没有支持他?
八,反思
没有理由认为是邓小平故意陷害胡耀邦,先鼓励他“挑明”,“表决”,等挑明了,又不和他站在一边。事后想,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第一,全会闭幕式是不是“挑明”的合适场合和时机?第二,如果当时陈云在邓小平之前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的提法,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将受到何种影响?
也许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党内出现了必须挑明和表决的形势,最好在中央委员会上表决,而不是在三个委员会上表决,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表决。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在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会支持胡耀邦,而在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里,胡耀邦争取不到多数;二是邓小平不在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邓小平可以事后调控的主动权,不必当下表态,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杨尚昆、余秋雨、薄一波表态之后,邓小平已经别无选择,必须在陈云之前讲话,把“反自由化”的倡导权握在自己手里,否则,不是导致中央分裂,就是导致他本人失去领导权。
不要以为在这次决战中失败的只有胡耀邦和他领导的改革派,邓小平本人也受到重创。从此后,他牢握在手中的接班人建议权开始松动,后来的事态表明,他虽然在中共党内还享有崇高威望,但接班人的安排权已经像握在他手中的沙子一样,一点点流走,到最后,他只能推荐别人已经向他推荐的人。
这场决战表明,胡耀邦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但还不能说他是一个成熟圆融的政治家。也许,他永远不会成熟,谁看见过一柄利剑的成熟?锋芒,就是他唯一的身份。前几年都梁写了部很雄性的小说叫《亮剑》,胡耀邦的一生,就是一把出鞘的剑,放在剑匣里,它会整夜哀鸣。
如果说12届6中全会上演的是一出悲剧的序幕,胡耀邦就是这出悲剧中的英雄。
2007年6月8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