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邓小平时代有一个惯例：前届党代表大会的第六次全会为下届党代会确定思想路线，大概就是1986年胡耀邦创始的。当时，中共中央的权威被不同的领导人分享：邓小平是无可争议的军事权威、政治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和邓力群是意识形态权威，胡耀邦是不稳定的党务权威。这样，在中共13大前，胡耀邦和邓力群之间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谁将为13大定调子的关键战役。
争夺的核心，一是在12届6中全会上要不要通过一个精神文明决定；二是这个决定以什么思想为核心，是松开还是拧紧新的思想紧箍咒：清楚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
二，胡耀邦胜了第一招
1986年8月16日，我们办公室的头儿陈进玉从北戴河回来，召集各组负责人开会，我参加。汇报完情况后，进玉说，有几件重要工作要特别抓一下。他特别强调要学习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定的稿子，要统一思想。
他说，这个稿子在起草过程中，有些不同意见。有人（邓力群）认为稿子写得不过瘾，没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一开始，薄一波不赞成搞什么决定。针对这种情况，书记处决定一个一个地做工作，由胡启立、王兆国、温家宝一个一个去谈，去说明，争取通过。情况不错。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了一天会，讨论第三稿，胡启立介绍了起草经过。李鹏、田纪云、王兆国、姚依林、乔石都发言，基本肯定稿子，只提了个别意见。
邓力群讲了一个多小时，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这个决定与十二大以来的其它文件之间缺乏连贯性，我想他主要是指二中全会反精神污染的内容；二是反映近几年来的新经验、新问题不够，新问题大概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之类。
杨尚昆发言，对文件也给予肯定。薄一波也肯定了。赵紫阳发言指出，连续性当然要，但把要把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难，还是要有新话。给胡耀邦最大支持的显然还是紫阳。胡乔木先前说没有什么意见要讲，可是临到书记处开会前，他让杨尚昆带来意见，说文件不成熟，建议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不开了。中央认为，取消经过讨论决定的书记处会议的理由不足，会议照常进行。
9月8日晚，陈进玉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大局很好，六中全会决议一通过，就等于从思想上宣判了胡乔木、邓力群之流。如同“两个凡是”破产一样，紧接着就是组织上的失败。我当时也认为，看来，13大邓力群被逐出书记处，已成定局，顶多就是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但种种迹象表明，邓力群并不愿意主动缴械。6中全会越临近，气氛越紧张。那几天，邓力群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忙得很，他们每天出好几期《情况简报》，专门挑“尖端言论”，想给老人家们造成一种印象：现在大势不妙，越来越多的人要夺权了，要搞资本主义了。赶快在精神文明决议中加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吧，肯定邓力群们的论调吧。
华夏出版社出了一套回忆文革的书：《历史在这里沉思》，据说发行量很大。报纸发了消息，就有人报告说大事不好。于是正在开会的书记处的书记们立即让王青林同志（当时的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等索要全套书来审查，看有没有泄漏什么内幕东西。
三，邓力群还以连环掌
可能认为光整材料难有急效，9月11日，邓力群给中央常委们写了一封信，历数当前思想、理论、文艺界出现的种种所谓“越轨”言论。在信中，他不点名地批评了胡启立和朱厚泽同志，说他们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地提倡宽松、宽容和宽厚，并把近来出现的“不正常东西”与作协会议和“三宽”联系起来，点了王若望和张贤亮的名，还批评报刊、出版界喜欢鼓吹资本主义言论，不喜欢维护马克思主义言论。
邓力群还召集一批人，仔细修改了六中全会决定稿，把各种反自由、反民主、空谈共产主义的私货塞了进来。总之，要肯定他们过去的错误，要保住他们赖以孽生的土壤。在《决定》稿上，他们还到处贴标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处打棍子。邓小平同志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删掉了一处：“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其它的，小平未动。看来，进一步的反修改，只能由胡耀邦自己来做了。
上午，温家宝、周杰叫我去，说要给胡耀邦写一个说明，为什么这个决定稿不沿用十二大的一个提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正是邓力群的主攻点，他说决定稿没有和十二大保持连续性，把一些明确的提法模糊起来，将导致严重后果。
我晚上加了一个班，写好说明，交给温家宝了。
四，胡耀邦的情绪开始失控
9月12日陈进玉嘱我去找一点材料。主要是12大以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怎样利用十二大报告中的那个提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大做文章，散布与现行改革政策不符的言论。他要我绝对保密，现在双方对峙，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
9月13日早晨，温家宝让我去。他说胡耀邦对我们的稿子以及他的大秘书郑必坚的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辞锋利的稿子，直截了当地宣布，现在提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说不清楚，也办不到。这次决定稿修改12大的提法，从组织原则上说也是允许的。他对温家宝和周杰说：“你们拿去抄一份，不要改。改一个字可以，改两个字不行。”温家宝说，胡耀邦看上去很生气。看来，邓力群把他激怒了。
“你们看到过我以前发过火吗？”胡耀邦问家宝。
看来，邓力群达到目的了。
温家宝、周杰、永海（家宝的大秘书），还有我，一起推敲了胡耀邦稿子的字句。送给郑必坚。胡耀邦准备给赵紫阳看看，他们要联名给中央常委写信。
五，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
9月15日传来好消息，陈进玉说，邓小平同志看了胡耀邦、赵紫阳送呈的信，批了两句话：“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
进玉喜形于色地说，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听说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可前两天，他也同样同意邓力群的意见。目前，只有陈云尚未表示任何态度。
周杰通知我找张宏遵有事。为了防备有人在全会期间发难，指责决定稿不用“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必须事先准备一点材料和思路。任务交给了张宏遵、王永海和我。
9月18日，进玉一早告诉我，胡耀邦近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全会准备情况。胡耀邦对小平说：“会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发难。”
小平回答说：“挑明好，表决嘛。”小平还说：“他（指邓力群）在修改稿里多处引用我的话，是想把我拉向左转。按他那个改法，人们就要说我们的政策又要变了。除了个别意见可以采纳，其它的不管他。”
据了解，邓力群那封信除了送给5名中央常委，还散发给了其他人。共发了20多份，杨尚昆、彭真都收到了。小平同志在第10页删去的那一段，是胡乔木加的。可见，他们那个修改稿是纠合了不少人，精心炮制的。邓小平同志还说了些对胡耀邦很信任的话，说十三大班子由他主持搞。还说13大老同志要退。
此外，当时6中全会决议稿征求意见时，有10部委和6个省委不同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邓小平的支持，以及省、部的态度，让胡耀邦对形势有了过分乐观的估计。
六，胡耀邦再次动怒
9月24日全会正式召开。会上，何东昌、王忍之多次发言，要加一些共产主义的词句，要减少向西方学习的东西。这些话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听成是要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并迫不及待地给张宏遵（胡启立的大秘书）打电话。张宏遵向上一报告，这可犯了大忌。胡耀邦立即要把王忍之的发言登在简报上，然后组织人反驳。我告诉他们，王忍之并没有用这个提法，这才作罢。如果真有人挑战，胡耀邦大概是不会放过他的。
结果，胡耀邦大获全胜。各小组在讨论《决定》草稿时，都不同意沿用12大报告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但保留一个尾巴：没有完全删掉“反自由化”的提法，这大概让胡耀邦很不舒服。这个提法像一枚鱼刺，卡在他的嗓子里，不吐不快。不过，政治是讲究节制、耐心和妥协的艺术，胡耀邦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胜利，而且情绪不稳，在大会闭幕当天，终于酿成大祸。
七，决定命运的30分钟
9月28日上午9时，6中全会闭幕会议正式开始。宣读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后，胡耀邦询问与会者有没有新的意见。
问了两遍之后，一个老者突然说他有意见要说，场内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家定睛看时，原来是陆定一。胡耀邦显得很兴奋，要他到讲台上来。陆定一上了讲台，颤巍巍地说，“我建议把决议稿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删掉。这是五十年代苏联用来批判我们的，说我们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造反派和‘四人帮’又用这个帽子整了不少老同志，也包括我。”
这个局面的出现，对其他人可能是始料不及，但对胡耀邦和我们来说，却在预料之中。文件起草小组事先准备了一个说明，说可能有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但胡耀邦没有拿出自己的看法。我想是小平关于“挑明好”的说法鼓励了他。
陆定一发言后，胡耀邦说自己没有倾向性的意见，请大家发表看法。他这个态度本身就有倾向性。万里首先发言。他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与法制。建议去掉那句话。”
形势似乎很有利。陆定一和万里的发言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注意到，掌声是从中间爆发出来的，那里坐着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候补中央委员们。
他们和胡耀邦刚刚得意了几秒钟，就听见有衰老的嗡嗡声从前排座位上传来。杨尚昆和余秋里发言，说要保留这句话，他们赢得了更热烈的掌声，这回主要是会场两边的中纪委和中顾委的委员们在鼓掌。接下来，薄一波作了较长的发言，主张保留这句话。天平已经很明显地倾向了对胡耀邦不利的一边。
这时，一个干脆而权威的声音从主席台上传来，那是邓小平的。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的。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像郭罗基、魏京生、王炳章那些人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包括香港一些人，就是希望我们搞自由化。这个提法不仅现在要保留，将来二、三十年都要保留。”
这下胡耀邦不出来说话不行了：“保留这个提法比较有利，有利于政治安定。至于过一些时候还要不要再用，还可以研究。”他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没听见，要么是不同意小平刚刚说的“将来二、三十年都要保留”这句话。
李先念马上接着说：“几十年后都要用……”
陈云也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取消，几十年不能取消。”
赵紫阳也发言。他没有正面说用不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只是说，“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能走老路。”
前后历时大约30分钟，我想胡耀邦遭到了重创。他也许纳闷，邓小平告诉过他，不怕在会上挑明，等挑明了，为什么邓小平没有支持他？
八，反思
没有理由认为是邓小平故意陷害胡耀邦，先鼓励他“挑明”，“表决”，等挑明了，又不和他站在一边。事后想，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第一，全会闭幕式是不是“挑明”的合适场合和时机？第二，如果当时陈云在邓小平之前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的提法，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将受到何种影响？
也许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党内出现了必须挑明和表决的形势，最好在中央委员会上表决，而不是在三个委员会上表决，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表决。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在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会支持胡耀邦，而在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里，胡耀邦争取不到多数；二是邓小平不在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邓小平可以事后调控的主动权，不必当下表态，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杨尚昆、余秋雨、薄一波表态之后，邓小平已经别无选择，必须在陈云之前讲话，把“反自由化”的倡导权握在自己手里，否则，不是导致中央分裂，就是导致他本人失去领导权。
不要以为在这次决战中失败的只有胡耀邦和他领导的改革派，邓小平本人也受到重创。从此后，他牢握在手中的接班人建议权开始松动，后来的事态表明，他虽然在中共党内还享有崇高威望，但接班人的安排权已经像握在他手中的沙子一样，一点点流走，到最后，他只能推荐别人已经向他推荐的人。
这场决战表明，胡耀邦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但还不能说他是一个成熟圆融的政治家。也许，他永远不会成熟，谁看见过一柄利剑的成熟？锋芒，就是他唯一的身份。前几年都梁写了部很雄性的小说叫《亮剑》，胡耀邦的一生，就是一把出鞘的剑，放在剑匣里，它会整夜哀鸣。
如果说12届6中全会上演的是一出悲剧的序幕，胡耀邦就是这出悲剧中的英雄。
2007年6月8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