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一时神化孙中山的风气颇盛，《总理遗嘱》“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的口号满天飞。余绍宋日记1928年8月19日载：“中午在西湖旅馆戈卓超寓饮其喜酒。……其女家为周子豪，旧识也，亦甚不满于今通行之结婚式，而仍不能不用。尤奇者，式中乃有读孙文遗嘱一节，是吉礼而忽杂凶礼矣。况婚姻之事又与先总理何涉乎！”1930年12月20日又记：“……往为证婚，有数人演说，殊可哂。近时人动辄讲三民主义，试问与结婚何与？无以名之，名之曰新头巾气而已。”
在婚礼中宣讲孙文遗嘱、三民主义，可谓拉大旗作虎皮，以革命作为结婚的点缀，确属不伦不类。但由另一角度看，当时的这种社会风尚，亦有使婚礼神圣化的意味，与西洋人在教堂结婚，实为同一用意。而且，结婚不等于恋爱的大功告成，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则在婚礼上牢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遗训，倒也相当贴切呢。
当恋爱走向革命，革命也在走向恋爱。托派元老郑超麟的回忆录原有《恋爱与革命》一章，记述早期中共党人的婚恋风气。其中郑超麟总结说：“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
按：郑超麟所言，是有关恋爱与革命的历史实录；而与现实相呼应，在现代左翼文学史上，“革命加恋爱”则成为小说创作的一大情节母题。王德威甚至认为，“革命与恋爱提供给20年代末期中国小说家的，不只是原始素材而已；更重要的，革命与恋爱根本是20年代末期中国小说叙事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此外，在同一时代，章克标也写过一篇戏说式的杂文《恋爱与革命》，里面说道：“本来恋爱自身也可以看做一种革命的行为……恋爱的主张，便是对于这种古板的旧礼教的革命……这主张把枯朽的旧道德一扫而空，于是男女的交际公开了，‘爱人呀’的诗歌产生了，‘吊膀子’的行为不被轻蔑了，‘贞操’打倒了，于是革命成功了。”
章克标将恋爱与革命做平行的类比，甚有意味。我们大可继续发挥：恋爱是神采飞扬的生活，革命是激情燃烧的政治。大抵世间的拍拖就跟革命一样，开头的时候总是轰轰烈烈；等到拉埋天窗，也多像革命成功之后，很容易就变得一地鸡毛了。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也即“结婚尚未成功，夫妻仍须努力”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