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作为一个汉学家，顾彬先生远不如费正清、史景迁等人有影响、有成就，所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文史不分”问题认识粗浅，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在”大概正确”模糊的前提下，草率判断，也是批评家身份的本质所致。之于中国文学，丧亡，是大势所趋之势。正如同顾彬先生一样，在中国学者眼中并不著名的拉斯韦尔（美国行为主义学派政治学家，也是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告诉人们：”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中国（大陆）的文学状况恰应了担斯韦尔的这个政治学方面论断，这个判断同样也适合于顾彬先生的草率。
写下这样话，或许被人们认为是对顾彬先生不够尊重，但的确，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所以，他就匆忙地将”于丹现象”说成了通俗历史写作的全部。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读，也是自负的笑柄！
我固然不齿于”于丹现象”，也不同意将文学本身”微言大义”的任务交给历史学及其通俗写作。但回观一下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3部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这包括满是”鬼话”的《西游记》。
回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该方面作家在协作起源上就是以浓重的文学之笔写历史的，如《史记》描写一位善射的将军夜间醉酒后将箭射入他误认为虎的石头中去，当他醒来后再试，就没有任何能力重现昨夜的现象了。还有，这位令人尊重的将军获得的评语就是典型的时代民谚，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广传》不可能是今天所有历史通俗写作的模本，但是若以”于丹现象”代表中国通俗历史的写作，我们就远不能理解吴恩《血酬定律》、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的”文与史”的双重意义。
我们也不能说在文学丧亡的总体认识下，就不存在优秀作家了，像王朔、阎连科、袁红冰、北村还是很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
一个作家获诺贝尔奖的原因固然不是因为一件（部、类）作品，但是一件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果没有翻译为世界性文本，尤之于中文作品，对于世界，它跟本就没出生过。
这很残酷，也很现实！
不用讳言，中国文学丧亡的一个不自明的参照是，自1949年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后，我们的文学与诺贝尔奖在没任何”瓜葛”；若有，也是对高行健获奖的不愉快反应，强词夺理的所谓批评，只能说明文学官僚的无知与颞呆。然而，除了意识形态问题之外，语言即翻译或干脆是外文写作仍然是接近参照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可以相信：如果高行健不是用法文写了《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他同样也与诺奖无缘。高行健有着一个与顾彬先生同样的身份，是翻译家。鉴于我目力所及的王朔、阎连科、袁红冰、北村，可能大多是外文方面的生手，就不用说用外文熟练写作了。
最要紧的是，如果国际文学评论的大师们因王朔的通俗化写作特别是方言写作而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与王朔没任何交往，但是我认为要是把王朔与王蒙、王安忆放在一起来看待，显然是不公平的。此一王，非彼二王可”汉购我头邑万户”者！
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价值与文学美感，绝对不在奥威尔的作品之下。
袁红冰在政治方面也许一无是处，但他的系列作品的品位已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之上。
至于北村呢，将在10年之内证明”没有宗教便没有文学（电影）”的中国悖论，并最终突破它。由于中国的现实出版环境，他不可能将深沉、细腻的宗教情怀以”可阅读”的方式表达出来。毫无疑问，北村具有成为第二个显克微支的才气与功底。
作为学者型的作家（曾为经济学家），我个人欠缺文学性作品，但是我早在1990年代末”开出”的一个玩笑可能真实地反映了经济学热潮下的文学与经济学的共同尴尬：”经济学需要系统的思想，但中国的经济思想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尽管它有外语表达优势，却总与诺奖无缘；文学不需要系统思想，只需要迸发思想火花，可惜的是由于它没有语言表达优势，一簇簇的火花全部落为了灰尘。”与中国文学的火花落为尘埃相比，”没有电影”的中国电影却能屡屡进入世界交流的舞台，并拿什么样的奖项。我想：一段非中文（或法文或英文）的介绍是不可或缺的。
这，对于中国的文学，仍然是阿凡提晃钱袋式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