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一
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夙兴叟，室名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
《甲骨文字集释》的编著者李孝定曾表示：外国有语源学，而无文字学；西方汉学家如高本汉，治中国音韵学极杰出，但于文字学则较隔膜；故中国文字学有极强的本土性，而甲骨文研究尤甚。所言似有理致。盖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的堂奥，已为西洋人捷足先登，惟文字学仍由国人一手垄断。而论近代中国文字学的光彩，必以甲骨文研究为冠冕；论考释甲骨文之既多且精，又必推于省吾为第一人。于氏自谦“用力多而成功少。专就甲骨文字来说，我所新识的字，和对已识之字在音读义训方面纠正旧说之误而提出新解，总共还不到三百”，然而此三百之数，已占当时所能释读文字的近四分之一，而且其中多属奇文难字。
于氏释读甲骨之作，民国时先后刊行《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续编》、《三编》，他当时指罗振玉、王国维“饶有发明，然于文字仅为初步之撢索，犹未能究极本原，凑入单微也”，隐然以超越前贤自任；晚年删定旧文，增补新作，重编为《甲骨文字释林》。在方法上，除对字形及其音义关系作合理分析之外，“并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辅以考古图像、古籍训诂资料，多方参验，以求其是。此外，更引入民族学方法，如据图腾崇拜破解商代铜器铭文“玄鸟妇”之谜，据原始民族以热石煮肉法析读“庶”的字源，其境界已超出单纯的文字学之上。
于氏另一方面的贡献，是以甲骨金文资料校订先秦文献，包括群经、诸子十数种，皆以“新证”命名。内容大抵为校定文字，考证辞义，可谓清人王念孙、俞樾之续。按：古籍校理之学，至王念孙已达巅峰，论文献的熟悉、辨析的精辟，后人已无以过之；惟于氏生于近世，有清儒所不及见的新材料，故犹能于王念孙之后，另辟学术山头。
1955年，于氏被匡亚明礼聘为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教授，一开始声言“不参加政治活动”；而终亦和光同尘，与世周旋，并苦读马列著作，尤其重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故他考释文字，亦不免趋时从俗，认为“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尤其是探讨古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史服务的”，并举出甲骨文中表现人身蹂躙、捆缚、关押、肉刑、火刑、陷人以祭、砍头以祭的字形为例，以证明“商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践踏和刑杀，极残暴之能事”。
于氏壮年时曾自撰联语云：“书不读秦汉以下，志常在名利之间。”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当然是自述其治学取向；而“志常在名利之间”，虽属自嘲，亦事出有因。
罗继祖回忆，于氏初到东北人民大学时，“颇斤斤于级别，曾语我，如我评级在容庚商承祚之下，叫我怎么出去见人？矜持十足。后知评为二级(其时学部委员才得评一级)，与容商同，于是默无言。”此即于氏的好名。
于氏早年曾任东北巨头杨宇霆秘书，甚受赏识，遂得奉天(今沈阳)省城税捐局局长的肥缺。九一八事变之后，乃挟巨资移居北京，大力搜罗古文字、古器物以作研讨，仅商周重宝即多达二百余件。故“文革”时有人骂他为“古董商”。他亦时常自称：“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此即于氏的言利。则天富星李应一席，非此公莫属。
按：清末以至民国，知识阶级的经济地位仍高，如于氏之兼学问家与收藏家于一身者，固大有人在。如罗振玉、马衡、容庚、商承祚之于古器物、书画，叶德辉、傅增湘、伦明、朱希祖、吴梅、邓之诚、郑振铎、谢国桢之于古籍，陈垣之于书画、清人手稿，陈梦家之于明式家俱，等等皆是。至于晚近，大陆如黄永年(古籍)、王贵忱(钱币文献、学人信札)、周振鹤(近代文献)，海外如杜维善(古钱币)、关善明(古玻璃)，犹有前辈余风，然亦不可多得矣。
于氏门下，有姚孝遂、林沄、何琳仪、曹锦炎、黄锡全、吴振武等，实为当代古文字学的头号重镇。
诗曰：税局经年几万金，卜辞释字竟如林。旁人若问平生志，却道不离名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