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老六的《不堪》一文，为其真实的自责而感动，他说：“ 那些作工的人，与我无关呀。我不认识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牵挂他们的人，有到处寻找他们的人，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就像不存在一样。”其实，老六这种感受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持久问题，那就是：民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关心素不相识的大众？
对于这一问题，许多人都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而回答，比如老六，因为他来自乡村，所以他要做乡村版《读库》；又比如我，作为一名前民工与现任盲流，写了许多关于民工的文章；再比如连岳，终于在其居住地的环境问题上发出坚定的声音。与之相反的是，很少有人像以前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根据某种价值的担当而宣称自己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如儒家传统的“民胞物与”，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感情。
这里的原因或许首先要归结于所谓的“信仰危机”及其所带来的价值担当在当代中国的缺位，但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价值担当连接起他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关系，他也就难以真诚地关怀。一位最终选择了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说的：“我以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立場，我經常強調說我為甚麼要寫文章批評共產黨，是因為我心裡不舒服，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為對他人的擔當，而是我個人主義的選擇，當因此而疲憊，產生無力感時，我有時會擔心，這種個人主義的選擇是不穩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變了，難道我就放棄嗎？”我很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以及他随后的转变，一如我理解老六的感受。
从逻辑上讲，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为素不相识的大众担当道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一种自觉的价值担当，而如前所述，这一价值在当代中国是匮乏的（这部分可以解释近来基督信仰与儒学的崛起），于是，一种可能的变化就是知识分子就将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与（作为对象的）民众联系了起来，并试图从中找到理由。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在当代中国被严重败坏了。这些年来，在不同场合我听到过相似的故事，说是某地某年有学生到工厂前跪求工人支持学生运动，未果，而后多年，下岗了的工人又遇见了当年学生。。。。。。这里面我听到的，是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情绪，但肯定存在着隔膜、轻蔑的成分。
90年代中期摩罗曾有一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较大影响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文章中明确认为中国不能产生精神巨人的原因是中国的人民不如俄罗斯人民，“一句话，他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这种将民众的低素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想象）作为自身行为前提的看法，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不值得为这个民族牺牲”的心态，在我看来，正是普遍的犬儒主义存在的重大理由之一。
当然，我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知识分子身上（当然，我更不同意将人民的低素质作为借口），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败坏本身就是权力长期操弄（反右、文革、89）的结果，而普遍的冷漠与孤立，正是极权政治的当然后果，价值的真空，也依旧是极权意识形态崩溃的后果，于是，人们孤立在自己的小岛（圈子）之内，而将普遍的冷漠留给了社会，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长期的漠不关心，也同样不足为奇，而黑砖窑之类的事件，就是这种孤岛生存与普遍冷漠相适应的产物。
面对未来，如何走出孤岛，连成群岛，迈向新大陆，是一个需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个人并不相信只有通过信仰（无论是基督信仰还是儒教复兴） 才能走出孤岛，在我看来，信仰固然是美好的，信仰也确实有助于人走出自身孤独的心灵而与人交往，但对于一个广土众民复杂开放的现代社会来说，走出孤岛更重要的还是公共生活，还是言论的表达与参与的落实。而这，当然有知识分子不能推脱的责任，无论以什么名义，而我也相信，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也一定可以建立起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联系，而让隔膜与相互轻视成为过去。
（《永恒的孤岛》是兄长毛喻原的一部书，本文中孤岛的意涵即来自此书）
附：不堪
我的老家在河北农村，砖窑随处可见。
在我的记忆中，某一年，我回到老家，下地干农活。间隙，我和弟弟一起坐在地上休息。弟弟指着不远处的砖窑说，里面有许多外地的打工人，有些人因为不老实干活，经常被打。
我当时很愤懑。想像了许多可能，包括这些作工的人如何如何被欺负，我又如何义愤填膺。
但只是愤懑了一下，然后就继续干活，然后回城，过自己的生活了。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啊，又不耽误我吃喝。
这是十几年之前的事儿了。
最近，关于山西黑砖窑的事儿被媒体披露，连篇累牍地报道。
我却突然想起这一幕。我居然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的这一幕，是真实发生过，还是我如今的虚构？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些天。随着形势一片大好，黑窑主被抓，被奴役的民工得到遣返和医治，以及陆续得到一千元的慰问金，等等，我愈发被这个问题折磨着。
我不知道，弟弟当年是否真的跟我说过这些话。
我不知道，我当年的愤懑是不是真的。
我只知道，如果当年弟弟真的跟我说过，我肯定会愤懑。
但是，接下来呢？我大概也真的不会去管。
那些窑主，就是我的乡亲。得罪人家，有什么好处？我想不出好处，只能想到害处。
那些作工的人，与我无关呀。我不认识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牵挂他们的人，有到处寻找他们的人，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就像不存在一样。
…………
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我只能自我安慰，这篇文章开头那一幕，只是我的想像，弟弟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说过。为此，我甚至不敢打电话问一下他，是否当年真的有这回事儿。
我怕他说“有”。如果那样的话，我也许就是帮凶。
可是，即使他说“没有”。我就能如此心安吗？
好了，说句着边际的话吧：我一点儿也不恨那些黑窑主，我恨的是那些纵容窑主变黑的人。
他们若无其事，他们得其所哉，甚至，他们还在拯救、慰问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我呢？
我拷问着自己，煞有介事地愤怒了一会儿。
即使我的老家不在河北农村，不在砖窑边上，这种拷问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