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塔罗斯，传说中的宙斯之子。起初他颇得众神眷顾，占有一切荣光。好景不长，因为怠慢等罪而被诸神处罚：立于一池深水中，足下涌清泉，似俯首就可饮；泉畔有鲜果，似伸手可及，一切都诱人无比。但当他干渴而弯腰饮水时，泉水顿时枯竭；当他饥饿而伸手摘果时，果子马上消失。
在希腊神话中，神的反复与恶毒远远超过凡人，总有那么一种惩罚方式，超出你的预想。英国思想家鲍曼认为神的目标并不仅仅以这个处罚来娱乐，而是在寓意中彰显他们的教义，从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到《荷马史诗》中的西西弗斯，再到犹太教中逐出伊甸园的典故，莫不如是。
《共同体》一书中，鲍曼以坦塔罗斯的两重意象来比喻现代人的困境：如果保持单纯天真，就可以无忧无虑；但是如果想去思考甚至控制快乐，那么你也就丧失了天堂之乐，永远无法到达目标。确定性和自由是如此令人渴望，但是却难以永远和谐。启蒙之后的人类，精神代替灵魂，得到自由的同时，失去了确定性，亦丧失了伊甸园那样无知而安全的“共同体”。在迷乱、流动、残缺的现代性面前，焦虑成为时代的最大母题，每个人都急于寻求身份认同，对共同体的深深怀念成为后现代人类最原始的集体梦魅。
共同体是一个美妙的词语，当我们谈到这个词的时候，更多是这个词在传达自身的感觉：共同理解，和睦相处，温馨圈子……有观察家认为共同体远离社会逻辑，拒绝计算，“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而鲍曼指出共同体的起源在于安全感的寻求。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兑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共同体的悖论在于同时拒绝理性与情感。
1929年10月，美国历史上的大牛市轰然结束，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无处不在，一战之后就萎靡阴沉的世界更加一蹶不振。深受病患折磨的弗洛伊德在这个黯淡的时刻发表了他悲观的论著《文明及其不满》，表示文明发展的代价是牺牲本能，文明的规则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强制才能得以实施。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鲍曼则进一步阐明现代社会的精神分裂在于每个人都在致力寻求身份认同，某些人的解放离不开某些人的压制，在瓦解过去时态的全景监狱式的共同体时，一种新形态的共同体亦在被创造中。
在全球化图景下，大量商业文化精英阶级成批出现，他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海外，飞行于世界各地。他们的出没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消失，因为他们自诩世界主义的旅行中，在机场、旅店、广场寻找无处不在的相似性才是他们的归属感所在，他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功逃离封闭的共同体，但是他们所处的大部分环境，仍旧是一个共同体的自由区。
作为亲身经历二十世纪诸多重大变故的社会学家，鲍曼对现代性的建构狂热、后现代性的破碎隔离深有感触，使得他对共同体的看法相当悲观：他觉得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自由，往往是一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不自由，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解决。实际上存在两种共同体，现实的与想像的；进一步来说，关于完美共同体的种种设计描述，只是一场风花雪夜的春梦，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想像的异邦，一个失落的天堂，是一个看不见的城市，人们对它的渴望注定是一场无法达到的迷失。
人人都爱鲍曼。这个游走在凝固的现代与流动的后现代之间的老头数十年来抚慰无数失落灵魂，其著作在大众看来有直击心灵的睿智力量。泽格蒙特·鲍曼，犹太人，1925年出生于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华沙大学，1968年被波兰政府以“毒害青少年”罪名放逐，遂定居英国，终成社会学界一代宗师，与吉登斯、丹尼贝尔鼎足而立。
九十年代以来，鲍曼著作颇丰，随着现代性三部曲以及探讨全球化等重要著作的出版，鲍曼在学界与大众的视野中取得双重成功。《共同体》一书出版于2001年，属于鲍曼晚年作品，延续了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等著作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分析逻辑，也开启了鲍曼对变动时代个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对鲍曼后来的《个体化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著作有直接影响。鲍曼以“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立世，他的思想向来以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独创性闻名于世，我认为，他最打动读者的恐怕还是他所思考的问题如此关注个体，富于怜悯，能够熨帖无数失落的现代人的孤寂心灵。
同是犹太人的弗洛姆认为，孤独感会使人类产生一种使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的冲动，逃避自由只是为了避免责任。那么，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开放的共同体？鲍曼在篇尾停顿下来，以他一贯的睿智告诉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共同体，那么也就只能是基于平等权利以及对平等权利的关注与责任编制起来的共同体。这或许仍旧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
□延伸阅读
《被围困的社会》，(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