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草上飞，
铁衣著尽著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
独倚栏干看落晖
“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束先生与华校长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校长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糊涂观点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先生也站起来当众喊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束星北反革命斗争大会
时间 １９５５．８．１３
地点 大众礼堂
１、主席概括说明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及其在运动中不老实的态度（群众愤怒地一致要求束星北站起来，束仍然安坐，怒容满面。。。。
。。。。。
１５、欧阳某某：束星北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一贯毒害青年，破坏教学。
１６、李某某：今天是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就是要识破束星北真正面目，他的（真正面目）是大资本家、流氓头子，不是科学家。华岗在俱乐部宴请老教师时，我亲眼看到他借酒装疯卖傻，谩骂党的领导，说华岗校长就是与他作对。
。。。。。
崔教务长：今天大会上可以看出束星北面目，看出他对揭发批判的态度。群众给他机会要他交待，但他却顽抗狡辩。我代表党委宣布他停职反省。（几个人冲上去强摘下他的校徽）⑧
。。。。。
⑧据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２４－３２页。”
以上均摘自作家出版社版刘海军著《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束星北档案》一书。刻下手头无书，只能引自新浪读书频道的连载了（网址为http://book.sina.com.cn/nzt/cha/1106641478_fileofshuxingbei/index.shtml）前三件事情的时间分别为１９３７年；解放初“三反运动”期间；五十年代中期。
下面也非系统的读后感，只打算剪剪贴贴，转点史料。间或一二句议论也无非“如虫雕木，偶尔成文”吧。
束星北这个名字给我留下印象，是在00年前后，于一家书店里看到过他写的《狭义相对论》，降价处理的旧书了，似乎还是80年代出的吧。在店里翻看，很吃惊，内容的深度，印象里，中国学者写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张宗燧先生的《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可以一比。后来阴差阳错，书终究没买成，连束星北这个名字也渐渐模糊起来，
但记得他是李政道的老师—–直到最近看到这本《束星北档案》。
插开一句，张宗燧先生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剑桥的博士，50年代的学部委员，69年夫妻双双自尽。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乃父张东荪先生“特务案”的株连？（当然，我只是猜测）张宗燧的兄长，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便是因张东荪案而死的。在57年反右之前，我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中，挨了重版的，要数梁漱溟和张东荪了，梁漱溟阙叔孙通之智，效辕固生之愚，在本朝太祖驾前肆言无忌，遂闭门思过。其自反而缩，万人吾往之风骨倒是“当时物议朱云小，后日声名白日悬”。而东荪先生一件莫名其妙的“美国特务”案，家毁人亡，可怜今天平反归平反了，也还是扑朔迷离，知情人也大都讳莫如深（例如去年南方周末2005-04-28载有费孝通与朱学勤访谈录。朱以张案询之，当年和张东荪关系很近的费先生只简单的以“当时不知道”“这个我不懂” 应之）尚望高明有以教我。
出自我国学者之手的两本最具学术深度的狭义相对论专著的作者，却都郁结纡轸，赉志以没，且遭际之惨烈，更非一句简单的“受到迫害”了得。除了感叹“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附:
眼见好书分外明
——读《束星北档案》
（一）
最近，一本新书正在引起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束星北档案》。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海军。
这本书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此，陈寅恪的名字走出史学界，成为整个知识界的公共话题，他的背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读了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我的直觉是此书向读者推出另一个陈寅恪，科学界的陈寅恪。也许，物理学家束星北，由此会进入中国读者的公共视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面镜子。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束星北是物理学家，一文一理，专业不同，但还是有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专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陈寅恪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说。束星北早在1928年到1930年，在爱丁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的前沿。后应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的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而束星北，就是那里最杰出的教授，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教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发。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他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第二，他们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11月22日，陈寅恪就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问题写信答复郭沫若和李四光时，提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无独有偶，束星北也在这一年与为主张“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和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发生激烈的辩论。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星北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誰也管不着誰。在50年代，他还有发言权机会的时候，提出过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束星北不赞成全盘苏化。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维护宪法的尊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二者皆可抛。”
第三，他们的晚年都遭遇磨难，在磨难中都没有放弃学者的追求。束星北的命运比陈寅恪更为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让他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其余时间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挨整。在三反运动中，他为苏步青打抱不平，成了浙江大学的罪魁；在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赞成全盘苏化，又受到批判；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50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
有朋友提出，束星北是中国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道理。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100多年了，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到：“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建国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读这本书，也使人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他三十年代留学归来，曾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有一次受蒋介石接见，就当面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蒋介石不过说他“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事后并未找他的麻烦，没有影响他到浙江大学发挥才干，培养天才。但到了50年代，这种个性就不被容忍了。束星北向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不过是力图守住物理学专业的底线。这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华岗，命运比束星北更惨。他在束星北打成右派以前也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以待罪之身，郁郁而终。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的自由空间，让科学工作者过有尊严的生活，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格都没有存活的余地，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三）
最后还想说说本书的写法。这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束星北的原始档案，比如政治运动中党委对束星北的审查报告，公安部门的情况汇报，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束星北的检查和申辩；一部分是作者对知情人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束星北的同事、学生、子女，也有和他一起挨整的难友和审查过他的人，这部分保持了口述史学的基本
形态；一部分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逻辑把将三个部分互相穿插，互相比照，构成了一部宏大的交响曲，却决不让三者互相混淆。这说明作者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感。我见过一些写小说或执行文学出身的作家，手里也掌握一手的素材，但不懂得尊重原始材料的本来形态，在行文时喜欢把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混成一体，于是读者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好的题材，也只能写成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都是一包泡沫。而刘海军先生为写这本书，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作者十五年磨一剑，几度返工，推倒重来，对传主，对历史十分尊重，我想，他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必将赢得中国有文化有见识的读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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