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美)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
罗伯特·西尔维编,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版,17.00元。
他们谈论伯林时说些什么
继承伯林的遗产,就是继承几个基本的时代思想议题
这是“名气大过思想”的人物?
1997年11月5日,英国思想家伯林去世,享年88岁。伯林的故去,本是思想界人物的兴衰轮替,并不值得多作渲染。但是对于伯林,情况则有些特殊,这位出生在里加的思想家,一生中分别在俄国和英国度过,他经受过俄罗斯文化的熏陶,曾经专门以俄国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如赫尔岑、巴枯宁。他又在牛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23岁就入选为全灵学院年轻的教授,他熟悉休谟的怀疑主义传统,而且同期的分析哲学思潮对他也有影响,他的同仁艾耶尔是当时分析哲学的翘楚,而伯林也正是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中的聚会中展开与分析哲学的对话。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犹太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为犹太复国运动的正当性作辩护。这一切,被《柏林传》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概括成伯林身上的三种矛盾的身份,那就是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人物,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充满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要把握他的思想也并非易事。对于这位爱用格言警句表达思想的人,很难用“缜密”来形容他的思想,他更沉醉于在谈话节目中滔滔不绝,仿佛思想总是产生于电光火石的即兴瞬间。他那快速并且带有俄国腔的英语,对于有的听众而言,难免有些困惑,不过就如《纽约客》的哈罗德·罗丝对他说的,尽管他不大理解伯林,但是只要伯林想发表他的文章,他们随时愿意。伯林在公众舆论中强大的影响力和那颇具个人色彩的思想魅力,使得他是如此的“公众化”而非学院化。
在伯林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沉的内涵,就拿他喜欢的音乐而言,他最喜欢舒伯特,甚至在去世前两年,他还笑谈说,希望他那位著名的钢琴家朋友——布伦德尔,能在他的葬礼上为他弹奏一曲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如他所愿,布伦德尔这位演绎舒伯特的钢琴家在伯林去世后的哀思会上,为伯林弹上一曲舒伯特B小调奏鸣曲。
为什么伯林会对舒伯特产生兴趣?这位忧郁、内敛的作曲家,和伯林的气质大相径庭,甚至就连布伦德尔,也是一位以内向和多愁善感著称的演奏家,而伯林与他在晚年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友谊。伯林一路成长过来,也机运甚佳,从来没经历过那些大悲大痛的事情,但是他对人生的理解,却颇为奇异地潜藏着悲剧的基调。他特殊的“移情”能力使得他深刻体会到,人生的选择带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在他的多元主义学说里,选择作为一个基本的困境被放置在一个重要位置。而在晚年,当伊格纳季耶夫好奇地问他关于幸福的问题时,伯林说,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是一个肤浅的人,他的生活要比别人想像的浅薄得多。和学院派自由主义相比,比如罗尔斯,伯林的文章明显缺乏严格的体系,而且似乎推理的逻辑有时候也颇显草率。是否他就是属于那一种“名气大过思想”的人物?
在1997年伯林去世的时候,对伯林的评价虽然也有来自其他阵营的攻击,但大体而言尚算公允,对他在反对一元论、宣扬多元价值论方面,公众也有共识。但是对于伯林到底有何精神遗产的问题,思想界并无一致看法,就连多元论这样的问题,也是争议纷纭。伯林所讨论的问题,是缠绕在整个20世纪的几个基本的时代思想的议题,俄国革命的乌托邦图景和二战的血腥惨烈,以及作为他身份依归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些问题之重要,都是当代人难以回避的。因而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展示他那些思想中的丰富性,已然成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任务。
满城争说以赛亚
在1998年的秋天,纽约人文研究院主办了一个纪念伯林逝世周年的会议,这次纪念活动有点特殊是在于,所请的会议代表,大多都是对伯林思想有深入理解的学者,而会议的主题,也开始淡化掉纯粹的回忆和哀思,而是着重讨论伯林的思想本身。参加的会议代表,有对伯林思想有深入研究的艾琳·凯利,她曾为《俄国思想家》一书撰写过导读,对伯林思想有精微的把握。其他如研究维柯的著名学者马克·里拉,更是与伯林分享共同的研究对象——维柯。这些都意味着,本次研讨会虽然意在追念伯林,但是其意义却要超过伯林一己,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伯林所探讨的那些思想议题,在今天对于我们还具备什么样的价值。此次会议引发了热烈的争议,不仅学者们有深入而不乏歧见的对话,而且公众也积极参与进来,《纽约时报》报道了该次会议,也引发了后续的讨论,一时间,满城争说以赛亚。
也正是这样的情况让会议组织者产生将会议论文及讨论编辑成书的冲动,也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这本《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虽然该书出版之日距离会议召开时已三年有余,但是该书出版之时,仍然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纽约时报》等报刊也专门就此书展开讨论。而该书的中译本此次翻译出版,距离英文版印行,也是5年有余了。译者刘擎博士告诉我,在接触到该书时,尽管手头已经是安排满满,但是此书的意义,绝非他事可比,于是依然接下翻译的任务,在8个月内完成这薄薄一册。
他们谈论伯林时说些什么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之中,给我们展现出的是一幅三折式的思想长卷,如果用伯林对他自己所作的“三根主线”总结来看,“刺猬和狐狸”展示的是他俄国思想的一面,而“多元主义”则是以休谟为主轴的英国思想,而“民族主义与以色列”则纠缠的是他难以摆脱的犹太认同。
在第一部分里,艾琳·凯利将伯林形容为一位没有狂热的革命者,因为在伯林所尽心挖掘的赫尔岑身上,是一种怀疑主义与献身精神的结合,这种气质,与俄罗斯其他思想家有相当的区别,但是却与伯林心有戚戚。伯林在此所纠缠的问题,无非就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认识到一个人信念的有效性,而又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些信念,这是一个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之所在。”在伯林看来,真理的一元论所带来的独断性,常常使人坚持而无反思,坚毅却显得独断,但是在赫尔岑身上,伯林却看到一种对生命有限性的坚持和投入,既体验到人生的错谬但是却不放弃坚持某些基本理念的立场。这是伯林关怀所在,也是艾琳·凯利将伯林形容为“没有狂热的革命者”的原因所在。但是马克·里拉却认为,伯林对“刺猬和狐狸”的划分,将启蒙以来的思想家分为一元和多元两种类型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要对启蒙思想进行公正的评价,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如何来评论梅斯特这样野蛮的反启蒙者,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启蒙以来的思想进行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划分,显然错置了一些前提。因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在于建立一种能够保护基本人性的政治秩序,在这样的理解下,人与人之间的“狼和羊”的关系取代了“刺猬和狐狸”的二元划分,也使得我们
可以跳出伯林的视野来看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在第二部分的“多元主义”中,汇聚的是几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德沃金、伯纳德·威廉姆斯、托马斯·内格尔以及查尔斯·泰勒均是政治哲学界中的风云人物,由他们来讨论伯林,有时候难免会为伯林捏一把汗,毕竟在思想取向上,伯林明显独树一帜。
伯林早年虽然也受牛津的经验哲学熏陶,他那位好辩的朋友艾耶尔更是最早接续维也纳语言分析哲学传统的学者,伯林与他之间也有无数次辩论,在一次惊险的飞行之旅过程中,伯林突然大彻大悟,放弃了哲学之路,转而从事思想史的事业。但是,他所赖以成名的“多元价值论”,即承认人类的价值选择本身无法有单一选择,各种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价值的选择最终会带来人本身的某些缺憾。这样一个判断,奠基在伯林的思想史考察之上,极富洞见,参加会议的这几位哲学家,试图完成伯林无意且很难完成的任务,即将价值多元论的内涵进行扩展和引申,德沃金就试图讨论自由的各种价值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冲突的,或者本来这种冲突就是值得商榷的。伯纳德·威廉姆斯则认为价值多元主义可以展现出一种多元化社会公民性言谈的内容,因为在伯林那里,价值多元主义并非要最终揭示出一幅诸神之战的残酷画面,而是呈现出政治生活中价值与行动中的内在冲突,意识到这种冲突的不可回避性是伯林深信这种理念对于当代社会尤为重要的基本前提。托马斯·内格尔则从伦理学角度来考察柏林思想中的价值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因为伯林的多元价值论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他自身并无明白地解决,那就是如何从多元价值中寻找到一致性原则。内格尔试图论述说,在伯林的多元论架构中,必须将多元的历史性价值放到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公共价值系统中,一方面使得多元价值得以自持,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社会不致分崩离析。
在第三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伯林对于民族主义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深信犹太人对于家园要求的正当性,因为认同危机从来也就是伯林自身的危机,但是他同时也反对整合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就如玛格里特所言,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划如何和伯林本身反理性设计的看法协调,这本身就是难以回答的。而伯林的学生塔米尔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作的融合,也可看做是伯林试图调和容纳他人存在的民族主义的努力,但是伯林自身对此无太多论述,在他的论述中,这属于精神的不同层面,常常冲突,无法安歇,或许他自己本身一方面无意于建设一种统一性的心灵秩序,二是他本身就认为,犹太人的认同不是理性所能掌握,无法用理性来解说看待。但是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对以色列前途地关心却是跃然纸上,正如会议参加者所言,或许伯林所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被今天的种种激进民族主义所挟持,失去了伯林对民族主义谨慎的理解,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认同问题,是伯林缠绕一身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
我们怎样谈论伯林
伯林的去世,在国内也曾经掀起过一阵“伯林热”,“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也由此盛行一时,用“积极自由”来争取“消极自由”更成为国内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格言警句。伯林的著作也大多翻译出版,但是奇怪的是,比起当年红透半边天的“两种自由”,伯林的其他著作,如《俄国思想家》、《反潮流》、《自由论》,在国内均未引起深入的讨论,反而是更为晦涩的列奥·斯特劳斯和卡尔·斯密特,成为思想界的“超级男声”。伯林的思想为何这么快就在国内的公众视野中消退掉,是否他本身就只是一位夸夸其谈的浅薄思想家,不足以与那些古典思想家们相提并论;还是我们本身,就从来没真正进入过伯林的思想世界,只是撷取了一些吉光片羽,然后转身迅速背离了他?
这薄薄一册,虽然无法穷尽伯林的全部内容,却提纲挈领地为我们展现出伯林思想与当今社会接榫的部分,有的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但是略为可惜的是,我们在对待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时,常常粗陋而缺乏深见,以至我们终日奔波,却往往不得其门,这或许也是我们今日阅读本书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