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与我同龄的人，问他们1976年中国发生了什么，答案一般是：
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或华国锋接班了。几乎很少有人直接地回
答：“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就不用说确切地知道24万人，在这场首
先是人祸其次才是天灾的灭顶之灾中丧生了。
唐山大地震是一场天灾，更是一场人祸，原因简单到你不敢相信：震
灾早已被预测出来，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稳定的需要而被隐瞒了。于
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发生了。
时隔30年，且我与那些人没有一点“关系”（比如没有某个远亲生活
在唐山），但我没理由不为那24万冤魂而默哀。我无权强迫那24万人
接受我的宗教信仰，但我还是祈祷上帝能安抚他们那不幸的灵魂。作
为一个极为普通的学者，我并不想冒充高尚，但是在社会学观察的视
角下，如果没有2003年非典疫情的被隐瞒的同类事实，我根本不会如
此关注一个与我关系不大的事件。从唐山大地震到非典疫情确实让我
感到恐惧：所恐惧者，乃是（各级次的）政府刻意隐瞒涉及公共安全
的重要信息，将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平常人无法逆料的灾难──在
那个生命随时被剥夺的时间里无论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我都时
常想起唐山地震，还有那个无耻的《蓝光闪过之后》。由此我也深刻
体验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多么地重要！公众知情权对免于恐惧有多么
重要！。
据已公开的资料看：早在1976年初，就有一位唐山本地的地震专家杨
先生预测出，将会发生以唐山为中心方圆50公里的五至七级的地震，
时间在七、八月份。杨于中国地震局华北片的一个专业会议上公布了
自己的预测；不幸的是，他被组织上视为异端，安排到干校去改造了
──其境况甚至好于因公布非典疫情而被软禁的蒋彦永大夫。
对这个世界极具讽刺的是，那次专业会议的规定竟然是“不准记录、
不准传达”。24万人的性命就全系于这“两个不准”身上了。
如果只是杨先生一个“出风头儿”，组织上“办了他”，那么事情也
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到7月28日那场大灾难来临之前，7月7
日、14日、16日、22日又有多人多点测到了大地震将要发生的地质信
息，有人甚至以大字报的形式把结果贴在时任国家地震局的刘某的家
门口。
结果，仍然是为了政治上的正确而采取的避而不见的措施。所谓的政
治上正确，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唐山离北京太近，发出地震预报可能会导致北京大乱，并意味
着毛泽东要从北京搬出去；
二是，当时正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宜再提出另一个敏感的政
治问题，否则等于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
三是，唐山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发出预报将会严重影响采煤与钢
铁生产。
由此，24万冤死鬼在7月28日就成了43天后的9月9日毛泽东亡灵的开
路先锋。成了一个现代版本的“人殉”。
为了这次不幸的“人殉”，当年任国家地震局长的刘某，据悉晚年
“一直生活在愧疚中，每天晚上要吃三粒安眠药才能入睡。”还有，
一位并不出名的唐山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也声称“自己的负罪感，挥之
不去！”再有，既便那位第一个预测出大地震信息的可敬的杨先生，
也声称自己对不起冤死的24万唐山人。但是，制度习性并没因24万人
的性命被人祸夺去而有所改善，27年后，一位叫蒋彦永的军医因为准
确预报，竟然遭遇了比唐山那位可敬的杨先生更为难堪的政治遭遇。
谁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当我用心灵虔诚为地已远去30年但并未安宁的24万冤魂而默哀、
祈祷时，我不由地会浑身打冷颤。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准
确地知道我们是否又被蒙蔽在“另一种地震中”，比如因社会贫富严
重分化可能导致的社会骚乱，又比如说一些别有用心的权力分子可能
突然发起的“经济文革”。
有可能，某一天早晨醒来，我们的电脑无法使用了，因为社会骚乱使
供电中止了。
有可能，某一天中午，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抽水马桶不能使用了，原
因同上面的停电一样，抽水马桶的后箱里已经不可能有水可供。
这非杞人忧天，因为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位领导人出来向唐山地震死
于人24万人说一声“对不起”。更有甚者，这场丝毫不亚于南京大屠
杀的人祸，又成为“二次屠杀”的美妙的理由。没有人究问地震预测
信息被隐瞒了的责任，反而变成了歌功颂德的素材──电影《蓝光闪
过之后》大力歌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带领全国人
民抗震救灾，开始了重建新唐山的“伟大壮举”。在“英明的”华主
席滚蛋下台的22年后，1998年新版的《蓝光闪过之后》又上演了，不
同的是拍摄地点是长江和人民大会堂，主角也由众数变成了“独
舞”，题材更由电影艺术变成了现场直播。第二个“英明”也滚蛋
了，但对长江“伤口溃烂”的政治诊断仍无明文。
人民还需要等待30年吗？！
政治缺德必然造成社会各群体间的互相冷漠，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冷
漠。当今中国社会阶层间的互憎使我想起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之
前一些情状的描述：“人们分成不同的小群体，互相冷漠、互相仇
恨”。据报道：一个愤怒之极的小商人把一瓢热油，泼向了一向名声
不佳的所谓城管执法人员；几天后，一位在自家门摆菜摊以谋生的妇
人采取了相对“柔和”的反抗方式──泼尿于所谓的城管执法人员；
又几天后，一位60多岁的老人因在列车上拾塑料瓶，而被处拘留。前
两者表明了低层社会在无助状态下的反抗意识，后者表明了执法利益
集团对低层社会的深刻仇恨。泼油、泼尿者固可被判刑、拘留，捡瓶
者固可在不要脸的横暴下把捡瓶的收入（以交罚款的方式）转给执法
者们。但问题的伦理之问，则必然使我们又回到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那里──是否为了一个政治上正确的目标，就有必要牺牲一少部分人
的利益──唐山24万人之于河北省是极少的一部分，之于全国更不足
为道。
同理，中国改革到今天发生了伦理悖论，问题简单到极点：这改革的
后来历程是否能以摆摊（讨生活的）小贩、火车上捡者的利益为代
价？
如果不可避免地肯定，那么，今后的所谓改革必然是一场经济版的唐
山大地震。
中国，能否走出“人祸系统”，至今仍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疑问。
它是一柄隐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30年前，24万人的生命喂足了这柄
剑的血欲，今天它又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