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一部《秦腔》，激活了许多批评家的言说欲望，一时间，文坛出现了若干评论文章在诸多评论《秦腔》的文章中，出自谢有顺之手的《尊灵魂，叹命运———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以下简称“谢文”）,和生于李建军笔下的《＜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8日，以下简称“李文”）尤其令人瞩目。这不仅因为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青年评论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写文章的观点，正好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而且褒扬则褒扬得充分，贬抑亦贬抑得彻底。这样的一正一反，虽然不是直接的笔墨交锋,但毕竟在无形中构成了作品评价的巨大反差，它们足以使《秦腔》的读者和论者，禁不住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参照，展开一番去伪存真、事实求是的艺术辨析，就中确定哪一种评价更接近《秦腔》的文本实际。
谢有顺：《秦腔》所继承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的伟大传统
先来看充分褒扬《秦腔》的谢文。在这篇一万数千言的长文中，论者站在宏大的背景之下，以敏锐而雄辩的笔触，深入揭示着《秦腔》难能可贵的写作伦理。譬如：它不拘泥于国家、社会和历史的单一维度，而是以此为基础，努力向存在、神性和自然四维空间辐射的文学整体观；它在非常短小的时间、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建立起恢弘、庞大的文学景象，通过浑然天成的描摹，抵达生活本质的写实能力；它超越简单、浅表的爱与恨，善与恶、对与错、美与丑，放出仁慈、宽恕和悲悯的目光，打量人世、关照人生、呵护灵魂的博大胸襟；等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可谓持之有据且见地不凡，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发掘出了作品固有的和潜在的艺术价值。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谢文未能最大限度地切近《秦腔》，它还算不上是对《秦腔》准确而全面的评价。因为它的全部论述，虽然斜出旁逸，远绍近搜，但却几乎没有一句涉及《秦腔》的不足。而事实上，作为作家新一轮艺术探索的结晶，《秦腔》的缺欠是同优长一样显而易见的。鉴于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秦腔》的得失，在这方面，我不作过多的枝蔓，而只沿着谢文的思路举一个例子。按照谢文的说法，《秦腔》所继承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的伟大传统。而这种继承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秦腔》和《金瓶梅》、《红楼梦》一样，都以细密、琐碎和逼真的文字，状写了人们可以感知的日常生活，从而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肉身”。窃以为，这样的见解是妥切的。但是，不知论者是否注意到，正是这种自觉的继承，使得《秦腔》在《金瓶梅》、《红楼梦》面前，暴露出了自身的缺欠：同样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同样是逼真的世相白描，后者的人物形象是立体的、鲜活的，潘金莲、西门庆、林黛玉、贾宝玉等主要人物自不待言，即使王六儿、蔡状元、焦大、小红之类的次要人物，亦一概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前者的人物形象是扁平的、模糊的，即使着墨最多的夏氏兄弟，也只能说差强人意，更遑论匆匆走过的夏风、白雪、君亭们。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塑造得不够丰满，无疑是个很大的问题；而评论文章完全无视此种问题，一味评功摆好，恐怕也不能说是真正优秀的评论文章。
李建军：《秦腔》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
与谢文的充分褒扬完全不同，李文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秦腔》作出了彻底的贬抑性的评价。在这篇不长的文字里，论者结合引用《秦腔》的几个片段，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某些场景和细节的肮脏、低俗与无聊，指出了其某些人物对话的累赘与单调，和某些人物心理描写的夸张与虚假。论者明确断言：《秦腔》“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质之以《秦腔》的文本实际，我们不能说以上评价全都是凭空杜撰，无的放矢，事实上，它的某些观点确实道出了该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乃至重要病相。如：对人的原始动物性的过分渲染；对脏污事物和野蛮行为的有意放大；以及一些细节描写与人物性格相脱节、相游离等等。然而，同样必须指出的是：李文关于《秦腔》的否定性评价，是大有一叶障目和以偏概全之嫌的，它并不符合该作品的整体实际。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谢文曾经深入阐发过的那些带有形而上特征的艺术优长，即使单就直观的阅读感受而言，也足以支撑起有力的驳论。因为几乎任何一位《秦腔》的读者都能发现：在清风街缤纷摇曳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映像里，是浓缩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和农民的基本境遇的，这当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安详、也有躁动；有希望、也有困惑；有寻找、也有失落……所有这些，构成了一部悲凉而沉重的“反史诗的史诗”。这岂是所谓“僵硬、虚假”和“苍白、空洞”可以形容和概括的？由此可见，李文依旧称不上是对《秦腔》的准确把握和公允解读。
戴上有色眼镜的评论家
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评论家，都未能写出真正让人心折的《秦腔》评论，个中原因何在？在排除种种可能的情况下，笔者不得不提出一种说来比较简单，也不涉及很多学理，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看法：是评论家与作家之间全然不同的情感状态，影响了前者对后者及其作品的客观评价。
如众所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从事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相比，有一个较大的区别，这就是，前者无法像后者那样，让主体和对象保持一种超时空的审美关系，以利于主体展开客观公允的论述和评价；相反，它因为主体和对象常常是共处一个艺术时空，且很可能在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现时交流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投资或精神芥蒂，所以，它的种种褒贬和判断，便难免受到一些文外因素，即主体与对象之间情感好恶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压倒了客观的文学尺度，评论文章的或虚美、或溢恶；或爱屋及乌、或因人废文，便成了必然现象。
评《秦腔》的谢文和李文恰恰在这方面马失前蹄。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谢有顺与贾平凹，一向保持着和谐的创作交流乃至默契的个人往来，说谢与贾属于同一个文人“圈子”也大抵准确。这种“圈子”关系，固然为谢有顺深入贾平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若干方便；但同时也使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在谢有顺的眼里逐渐变得十全十美，评《秦腔》的谢文，庶几可作如是观。与此相反，无论当事人说或不说，承认或不承认，李建军与贾平凹之间的矛盾、龃龉乃至怨怼，早已有目共睹。此种个人成见决定了李建军在面对贾平凹的作品时，不能不戴上有色眼镜，而评《秦腔》的李文，正是论者戴着有色眼镜写作的产物。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谢文的“一无瑕疵”，还是李文的“一无是处”，都无法揭示并确立《秦腔》的真正价值，而只能“捧煞”或“棒煞”作家与作品。而无论是“捧煞”或“棒煞”，都不过是制造着文坛的虚热闹，而离真正科学有效的文学批评很远很远。
具有真理品格的文学批评在哪里？
平心而论，一位评论家在对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发表观感和意见时，要想完全摆脱个人情感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尚且留下了“谀墓”的口实，即使博学正直如闻一多也免不了曾用偏见来误读鲁迅等等，即可不言而喻。然而，正如古人所说：文章———文学乃天下之公器。这也就是说，文学是天下人的文学，而不是哪个人的文学。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相对客观而公允的审美坐标，必须有一种超越了个人好恶而体现着公共尺度的文学批评。从这一意义讲，近些年来，一些习惯于“我所批评的就是我”的评论家，将面临着不那么轻松的扬弃和校正。在这方面，他们不仅需要像龙应台所提倡的那样，尽量回避与作家之间的投桃报李、庸俗捧场；更重要的是应当在艺术实践中，努力排除个人的局限、定势、偏见乃至私愤，从而强化文学批评的“公器”意识和科学内质。遥想当年，鲁迅先生与林语堂有着堪称深厚的友谊，但他却没有因此就对林氏不合时宜的幽默放弃批评，相反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坚决的斗争。真可谓我爱朋友，但更爱真理。反过来，因为“女师大风潮”，鲁迅遭受了陈西滢的恶意中伤，只是他并不曾将这种中伤变为私怨，十年之后，当谈到陈的妻子凌叔华的小说时，他依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是怎样一种意志与气度啊！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让我们以鲁迅为楷模，努力建设具有真理品格的文学批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