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当我有了一个解，就会产生三个新的不解———
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穿行
记者：去年十月西沙群岛之行，你脱光了上衣在甲板上晒太阳。同船的作家，只有你不怕南海的阳光。这自然让我想到你的高原背景，你家乡的太阳也是同样猛烈的。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坝的藏文化对你的影响，我已从《尘埃落定》中感受到了。你是在汉语和藏语中长大的。你自己说过，看到两种语言下呈现的不同心灵景观，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穿行，培养了最初的文学敏感。你能描述一下你所感受到的“不同的心灵景观”吗？
阿来：语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了“心灵的景观”。用藏语，我们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用汉语，我们走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人生。当你能够同时操持两种语言，并能仔细体会时，就会发现，在很多地方，不同的语言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对生活的感受时，在越细微的层面，越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差异。这个差异，大而化之地说，其实也就是文化的差异。语言直接通向心灵，通过不同语言对同一对象的表达与感受，你能感受到不同语言（文化）下可能呈现出差异颇大的心灵景观。
这就产生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比较容易地找到特殊性，同时，也充分地感受到普遍性。在我的文学观念里，一个好的文学文本，应该同时包含特殊与普遍这两个特性。
记者：中原汉文化与高原藏文化的差异甚至不比中西方文化差异小。对此你有什么体验和感受？
阿来：在藏区，以汉语表达为主的城镇以及汇聚在周围的以藏语表达为主的乡村，是一种当代的文化景观。数量上看起来，乡村是强大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无论是谁都明白，城镇代表了成长，乡村的力量正在衰亡。就我本人而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穿行其间，并不特别地感到什么落差。这就像前面说到的不同语言呈现出有趣的对比一样。这种对比也是非常有张力的。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希望。希望城镇在成长的时候，对乡村多一些尊重。希望城镇生活中有乡村生活中那种朴素淳厚的东西存在。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希望几乎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整个藏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这个变化，我们当然得到过很宏观很官方的解读。但我想从人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入手，来解读，来探究旧制度瓦解的过程，以期发掘出一些更具启示意义的东西。这个想法，通过《尘埃落定》实现了一部分。这实现了的部分，还集中在权力领域中。这也是传统中探讨社会变迁时较多采用的视角。至少在藏区，这个解体过程，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更值得一写：宗教以及僧侣阶层；驿道上的商业和商人阶层。
过去，农村生活或者说农业文明也经历改朝换代的变故。但这个变故一过去，乡村又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与秩序里去。这种状况，汉族地区的历史比起少数民族地区更具典型性。但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次，整个中国的农村，没有哪一个民族再能够回到过去了。这一次变化更为深刻。乡村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量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乡村的命运是由城市来主宰了。刚建国的时候，是听命于来自城市的政治，现在，则是听命于来自于城市的经济力量的支配。我想，这是中国当下最最根本的问题，而非一个藏民族乡村文明的解体那么简单。
我是《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原型
记者：《尘埃落定》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书的语言、构思、人物都是独特的。书中弥漫着的历史感、命运感，是你在马尔康收集材料获得的，还是你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这样的感受？
阿来：我本人曾经长期生活在书中所写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当然会给你特别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受让我深入去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史，从书面，更多是从民间的口传资料，这些系统的研究，使你内心那些抽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最后，依托于一个故事，依托于故事中纠集起来的那些人物的命运而呈现出来。
记者：因为是少数民族，你有意借鉴了美国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非主流作家的经验，譬如辛格与莫瑞森，你借鉴的是他们如何讲述鬼魂的故事。《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人物，把你的智慧与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有关傻子的世界名著实在太多，中国作家用这种方法来表达看世界的视角的也不在少数。你的傻子是最富创造性的。你是如何产生这样的想法———要用一个傻子来构思全文并充当主角？受谁的影响最大？你的文学人物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吗？
阿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不思考的人才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而面对一个变化日益剧烈的世界，一个人只要思考，就会感到惶惑，感到不解———先不解，然后求解，然后可能解或可能仍然不解———面对这种情形时，人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的智慧，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子。所以，我想，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原型的话，这个原型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当我有了一个解，就会产生三个新的不解。所以，我老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诗之不足，故“小说之”
记者：你先是一个诗人。听说你的小说开始时，是因为诗出现细节性刻画越来越多，又有大段的叙述、描述，这当然不是诗的主要方式，于是你为了这些漂亮的局部罗织故事，把它们串连起来。小说完全来自形式？或者说游戏？你写《尘埃落定》的契机是怎样的？不会是形式触动吧？为什么会写它呢？
阿来：上世纪80年代早期，我就开始写诗了。而且，觉得自己诗写得不错。但后来的确遇到了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越来越试图把更多的东西放进诗里。但诗歌这种形式，有些东西确实盛放不下，所以，就很自然地开始转向了小说。我最后的诗，写于1992年。1994年，就写了《尘埃落定》。
我写《尘埃落定》的动机，是在面对一座小说所写的那种城堡的废墟时突然产生的。当然，所以能够建构起这个故事，还是得益于多年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任有什么样的冲动，也很难完成这样一个故事。
记者：现在有不少诗人转向写小说，你、韩东都是代表。诗人的抒情习惯，文字很容易脱离小说的细节走向空泛。你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感到最困难最难克服的是什么？诗人的语言优势你的小说里已有精彩的表现了，你小说里还有什么是诗带来的呢？
阿来：我认为好的小说里面，本来就包含着很多诗歌的元素。同时，这种元素在不同的小说的体现是不一样的。就《尘埃落定》而言，得益于诗歌的，我想一是整部小说有一个好的节奏，再就是小说的隐喻性。
记者：《尘埃落定》写完后，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沉默期，你创作的激情来自于哪里？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长时间停笔？是因为从阿坝到了成都，环境改变了吗？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提笔呢？你现在的文学观念与你当年在阿坝创作《尘埃落定》时有何变化？
阿来：《尘埃落定》是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感到幸运的是，这个故事让我获得了一次特别酣畅淋漓的表达。这样的表达，情感就像一个湖泊被倾泄一空。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表达的欲望了。我情感的湖泊需要慢慢有水来注入，直到满溢出来。然后，我才会表达。我不写作，不是因为没有材料，而是没有这种情感需要。所以，我写完《尘埃落定》，就离开家乡，到成都办杂志去了。一边办杂志一边等待情感的湖泊再次满溢。我很高兴，我现在又在倾泄的状态之中了。
我的文学观念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
重续中国文学幻想的传统
记者：你做了多年《科幻世界》、《飞》杂志的主编。办科幻杂志，看科幻小说，甚至去美国参加科幻小说大会，这些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影响吗？为什么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发达？
阿来：今年，我们创办了第五本杂志《小牛顿》。这本杂志是从海外引进的少年科普杂志。我想，杂志的出版与营销，是我的正式工作。写作，至今还处于一种业余的状态。我想，出版工作并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我做杂志大致还算成功吧。但我警惕，不能因为一些成功的市场操作经验，而以此影响到我的小说写作。这么说吧，做杂志时，我是一个商人。但写作的时候，我必须把商业市场这些字眼全部忘掉。
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不发达，我想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科学意识的不发达。其次，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曾有数十年中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者：你曾在一篇科学随想的文章中，发出重建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呼喊。关于文学的幻想传统对于当前的意义，愿听听你的高见。
阿来：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整整两三代人的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双耳再也听不到想象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象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
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
作家简介：阿来
阿来，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创作。获得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其主要作品已翻译成世界十四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
阿来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空山》，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来文集》四卷，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200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199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集《旧年的血迹》，1989年，作家出版社。
诗集《梭磨河》，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