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走向共和》塑造的宋教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用浓墨重彩再现民国史上轰动一时的刺宋案,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灵。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宋教仁却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1904年,他年仅22岁,即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大举。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风雷。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即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宜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1911年8月,宋教仁为同盟会中部总会起草的章程中明确揭示该会“以推翻消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11月,宋教仁为湖北军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政务委员是鄂州政府的行政机关,政务委员行使副署权,以牵制都督的权力。政务委员制相当于责任内阁制。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只设大总统,而无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于是,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 “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为限制袁氏专权,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铁路建设。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宋教仁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第一线。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是唐绍仪,宋教仁为农林总长。唐绍仪非常赏识宋的行政能力,有事总喜欢找他商量,以致有人戏称这届内阁为“唐宋内阁”。袁世凯一上台,就从破坏责任内阁制着手,建立独裁统治。他不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发布政令。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宋教仁拒绝袁世凯的一再挽留,坚决辞职。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宋教仁认为多党联合的内阁缺乏统一和一致性,是导致政府无力的直接原因,明确提出组织纯粹政党内阁的建议。他施展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灵巧的政治手腕,将日趋涣散失去方向的同盟会改组成准备进行议会斗争的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被推选为理事,并代孙中山为理事长。接着,在民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123个,成了国会第一大党。 ·

  国民党将单独组阁,宋教仁将出任内阁总理,使一心想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十分恼怒。他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被婉言拒绝,于是密令赵秉钧谋杀宋教仁。此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发表演说,主张成立政党内阁,制订民主宪法,甚至宣称将利用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抛开袁世凯选举黎元洪为总统。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深赢得了人心,成了中国政坛上风头最健的领袖人物。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离沪赴京。当时,有人提醒他警惕袁世凯的暗算。宋教仁若无其事的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为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有人建议他坐轮船从海道走。他嫌轮船慢,坚持乘火车。当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时,突遇刺客枪击,身中三弹。经沪宁铁路医院抢救无效,于3月22日凌晨4时48分逝世,年仅32岁。去世前,宋教仁强忍剧烈疼痛口述致袁世凯电文:“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得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被刺,全国震怒,强烈要求查拿凶手归案。袁世凯佯装惊诧,下令“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灵。”宋教仁去世的第二天,凶手武士英及幕后主使人应桂馨被捉拿归案。在应桂馨家中又搜出其与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这些文件证实,刺宋案的主谋正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目击如山的铁证,黄兴奋笔疾书一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就在国民党动摇犹
豫之际,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大举南下。国民党被迫应战。终因势单力孤,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轻轻一击,便一败涂地。孙中山、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凶手武士英吃了应桂馨死党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应桂馨趁二次革命兵荒马乱之机越狱潜逃,到北京向袁世凯邀功。袁世凯给其大笔金钱,派其到南方公干。应在南下途中被人乱刀砍死。赵秉钧为应桂馨惨死打抱不平,在袁世凯面前发了几句牢骚。时隔不久,赵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洪述祖在案发后潜逃青岛、上海租界,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侦知,报告上海检察厅逮捕归案,判处绞刑。袁世凯因背叛民国,恶贯满盈,激起全国人民反对,在众叛亲离中一命呜呼。

  孙中山为宋教仁写的挽联说:“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死了,他为之流血奋斗的民主共和制度也随之走进了坟墓。辛亥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追求民主宪政而呐喊,而流血牺牲。但是,“宪政”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个颇为陌生的名词。以致在宋教仁牺牲半个世纪后,还有人嘲讽他是议会迷。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宪政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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