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是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见诸各种回忆录。那么中文系是培养什么的呢？是培养语文工作者的。
　　
　　初听此言，使人悲愤。“作家”，何等神圣的职业，“语文工作者”，什么东西！作家还和天才、伟人挂上钩，语文工作者，则使人想起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在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本科女生也无动于衷。
　　
　　尽管如此，风气却不以“莘莘学子”的心愿而转移。不仅“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全国中文系都不是培养作家的已成为共识。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也说：“以前学生抱着当作家的心愿进中文系，虽不中，亦不远矣。”可见，想当作家而进中文系，也是不“中”的。
　　
　　当然，反对此说的人也大有人在。不少人振振有词地指出，以前在北大或清华的中文系教授既是学者更是作家，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冰心、闻一多、林庚、吴组缃……有创作经验才有体会，才不会说外行话。现在，中文系之所以没落，正是研究与创作的分离造成的。另外，作家与学者到底谁更厉害？钱锺书先生说，作家更厉害。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说，知识多了对写作更有利，所以中文系是可以培养作家的。等等。
　　
　　那么，中文系到底是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该有什么样的职能？这个问题重要吗？
　　
　　（一）
　　
　　话题还得从工业化后文学的整体衰落谈起。文学的衰落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以俄罗斯作家为例，俄国工业化以后，文学便开始衰落。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19世纪的文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高尔基、蒲宁、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艾特马托夫，这些人与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冈察洛夫的成就是无法相比的。其实，阿?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的成就本来就是很值得人怀疑的。蒲宁说过，工业化社会的结果是使田园诗意彻底消除，从而断定文学必然衰落。
　　
　　不光如此，英、德、法等国的文学在工业化以后，也普遍地衰落了。所谓象征派的崛起，本意是想把文学从理性的干预下挽救出来，然而结果是理性对文学的干预反而更厉害了。
　　
　　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生，但也以工业化为前后分界。当代的作家明显不如现代的作家，当代的名作家孙犁、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的根基也从现代而来。真正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家，其文笔，用王朔发明的话说，都是大粪。其中，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虽少文学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工业化过程的实录，很有分析的价值。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对现代生活冲击乡村的后果感到痛心。孙犁说过，城市里人的矛盾冲突太多，只有乡村才有美。这些话，长期被“学者”嘲笑，认为这是乡里人的“自卑与超越”。
　　
　　（二）
　　
　　工业化真的与文学是天敌吗？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工业化为什么造成了文学的衰落？所谓的世界工业化运动，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先导。有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正是瓦特这个象征性符号，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
　　
　　我们现在中学有文科和理工科，理工科就是工业学科。机械化，理性化，或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就是工业化的本质。
　　
　　那么，什么叫理性呢？常识告诉我们，理性就是抽象。这是对的。尼采说得好，理性就是简化事物的手段。理性的基础是同一律，而同一律，其基本原则就是把相似看成相同。它的方法是把不同的事物削齐拉平。什么叫抽象，抽象就是简化，一个石头和一根棍子都是一，具体的属性就忽略不计了。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冠，就因为它最抽象。
　　
　　（三）
　　
　　工业化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平等和博爱。而平等，正是工业化的人文灵魂。资本就是钱，资本主义就是钱主义。钱，就是数学，是社会生活的皇冠。钱，是世界上最抽象、最理性的符号。钱，是对世界的一种最彻底的简化，它把世间万物都简化成数字。
　　
　　“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工业化时代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巨幅标语。它的真理性、普及性和客观性以及对人心灵肉体的冲击远远大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巨大宣传口号：“计划生育好。”
　　
　　再细一点，再具体一点。可以谈一谈考试。原来如此，我们回到了正题。考试和钱一样，也是一种抽象。它天生和兴趣爱好和创造性是对立的。“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挂在所有大学里的横幅，它对广大学生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冲击力不亚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宣传口号：“计划生育好。”
　　
　　（四）
　　
　　正是金钱和考试，摧毁了贵族，也摧毁了文学。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就不用说了，它们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用金钱摧毁封建贵族阶级，这已成文学史的常识。唐代有科举，但那是不糊名的，可以请托。宋代以后，考试严格，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贵族也就消失了。
　　
　　贵族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没有了田园式的闲暇，没有了逍遥自在。人人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人人平等，没有精神上的差别。钱把一切都抹平了。梵高的画价钱卖得越高，越说明艺术的贬值：它说明数学成功地占领了艺术的阵地。梵高的画=初等数学。还有这样的等式：
　　
　　梵高的画=5000万个白薯=500万条毛巾=50万把藏刀=5万个手机=5000个笔记本电脑=500辆轿车=50套住房=5栋高楼
　　
　　这些等式所以不成立，艺术之所以无价，就因为艺术不可比，它是这一个，它不能被数字所抽象、简化。艺术是贵族的，是独一无二的。
　　
　　（五）
　　
　　有三年，我在北大，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透过巨大的平民的玻璃，看着每年9月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茁壮的平民的子女。这些头脑空空的平民子女昨天还在各个重点中学做填空题，今天就进入最高学府学起了《诗经》、《楚辞》、《山海经》。命中注定，这些四肢发达的少男少女只是一些滥竽充数的文学的看客。我们只要想一想，六朝王谢家族十几代的文物积累，看看唐代诗人的家学渊源，看一看现代作家的文化功底，对这一点是不用置疑的。
　　
　　不用再重温颜之推的名言：“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为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颜氏家训?文章》）
　　
　　到底学者与作家谁更高明？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难道北大中文系能培养学者吗？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杨晦先生的话的真正的含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