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杂志2006年4月刊“观察”栏中庄礼伟先生与昝爱宗先生的两篇短文连起来读很有意思。
针对泰国首相他信辞职事件，庄礼伟先生在题为《首相遇杯葛 辞职保名节》的文章中评述道：“他信终于放弃了实施强人政治的冲动，做出实质性妥协，使街头政治回复为议会政治”，然后，庄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疑虑：“泰国能否经由此事件，在东南亚率先建立稳定的两党制，实现健康的政党竞争？”应当说，与其说这是庄先生的疑虑，莫如说是庄先生的希望。庄先生希望泰国能率先建立稳定健康的两党制，为亚洲各国的政党政治作出表率。
而昝爱宗先生在题为《总理遭恶搞 污水泼中国》的短文中则针对不久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公开场合放言“在1949—1976年之间，中国曾经把婴儿煮了做肥料”的事件指出，贝氏可能是因为在国内遭到反对派对手的“胡戈式恶搞”无可奈何而企图通过脏水泼到外国去的行为转移国内民众集中在反对派对其“胡戈式恶搞”的注意力。
昝先生对贝氏针对中国大放獗词动机的分析当然有理，但我看昝先生的文章却有三个疑问。其一，贝氏为什么唯独选择了中国作为其转移民众视线的对象？为什么是中国？其二，贝氏为什么面对国内反对派的恶搞无可奈何，而只能求助于转移民众视线的做法？其三，昝先生的文章为什么着眼于对贝氏动机的分析，而不是从以上两问切入？
庄先生的文章尽管是在说泰国，但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庄先生实在是借泰国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希望中国也能建立起健康的政党竞争体制，最终走向议会政治。什么是议会政治呢？借用傅国涌先生在其近著《主角与配角》中的说法，所谓议会政治，也就是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角色——主角、配角、群角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的统摄下享有同样的权利、自由、尊严，他们的义务则是在法治的框架下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合力打造健康的议会政治戏剧。而所谓主角，当然是指执政党，配角是指在野反对党，群角则是指手握神圣选票，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命运的公民社会。这三种角色互为依存，其目的在于共同推动社会的良性进步。如若不然，则会发生角色大变换，配角变主角，主角变配角，进入新一轮的戏剧表演。也就是说，主角不是绝对的，群角才是戏剧得以正常上演的核心。作为表演者，群角的职责就是扮演好职业观众，或者说是扮演好裁判,在议会政治戏剧中，认真观看感受主角与配角的表演，给他们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投出自己手中的神圣选票，决定主角与配角的命运，而主角与配角的表演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群角进行的，群角的身心愉悦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于此可见，贝卢斯科尼和他的恶搞反对派对手就是在表演议会政治，为了转移群角——意大利公民社会的注意力，贝氏借辱骂中国以求消解配角——反对派恶搞者对其造成的尴尬印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想束手待毙，而在议会政治的制约下他又不能借助暴力，他只能如此。当然，这种表演显然是拙劣的，所以，他欺骗不了他的职业观众即裁判——意大利公民社会这一素质良好的群角，他只能下台——前几天，他便辞职了。毫无疑问，意大利政治舞台上上演的是一出纯正的议会政治戏剧，身心欢愉的是意大利公民。应当说，泰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的还不是纯正的议会政治戏剧，所以，庄先生才会心存疑虑。但他信的表演却又使人有理由高兴——毕竟，他信辞职的绝唱是亚洲政治舞台上罕见的一幕，这一幕是纯正的议会政治戏剧上演的前奏。他信之所以能迈出这一步，固然与其人格品行有关，但我以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泰国较为理性平和的街头政治，在于泰国人民正在成长成熟中的群角意识，否则，道德人品是不足以确保他信做出这种让人感佩与庆幸的表演的。议会政治的感召力擢升了政治人物的道德高度。
事实上，所有的主角，总是想着独霸舞台；所有的主角，总是想着挥霍一切舞台资源，以求自娱自乐，而不是娱乐社会。在中国传统政治舞台上，几千年里，不就是这种主角在尽情的自娱自乐而丝毫不顾台下人的感受吗？不仅如此，这种主角还规定了台下人的唯一允许的反应，那就是，台下人只能欢呼鼓掌以表明对他的绝对服从、仰望、迷恋、崇拜、歌颂。所以，所有的主角都不想交出舞台，都如始皇帝那样想着二世、三世以至千秋万代，永无穷尽。这种永久支配一切的主角意识彻底消灭了理性健康的配角意识产生的可能性，更没有留下丝毫的群角意识的生长空间。如是，台下人心中萌生的就只能也是主角意识。可以这样说，在主角独霸舞台的政治空间里，所有的人只可能萌发主角意识。于是，台下人便总是在对主角的仰望中想着“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揭竿而起，在疯狂的破坏与杀戮中，登上舞台，享受绝对主角的殊荣。这就是东方大陆几千年里长期上演的政治戏剧。他不是和平理性的议会政治戏剧，而是非理性的丛林政治戏剧。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贝氏为什么要拿中国（1949—1976）而不是其他国家说事了，作为议会政治戏剧舞台上的一员，他对一直上演着丛林政治戏剧的东方大陆有一种文明面对野蛮的优越感，这是可以理解的。昝先生不从这个角度考虑，显然与置身丛林政治戏剧氛围中太久，没有正常的群角意识有关，这是深为遗憾的。当然，应当说，现在，这种丛林政治戏剧的剧本有所改动的迹象，这从当局和谐执政的理念与不断完善法律的行动是可以看出来的。然而，主角独霸舞台，配角阙如，群角隐迹的舞台表演格局还是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才有唐昊先生在《市民》2006年4月刊卷首语中的感慨：垄断不息，民生多艰。然而，如何改变这一千百年来不变的可怕格局，消弥这种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一再发出的感叹呢？还是指望台下看客的揭竿而起吗？历史的循环已证明了这是一条死胡同。那么怎么办呢？我想，唯一切实可行的思路就是培养民众的群角意识。如果能激发起民众的群角意识，让民众首先走上街头，但不是手拿竹竿而是赤手空拳，“温文尔雅”，促使主角的护卫——警察，手拿鲜花，那么，群角意识的成长与成熟就不远矣，议会政治时代的来临，亦当不远矣。
如何才能培养起民众的群角意识呢？这应当依靠三方面的协同努力。即，处在舞台中心的主角要有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打造议会民主政治的勇气与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要有《市民》杂志质疑中国能源巨头“他们暴利，我们埋单？”的道义感与良知；民众要有积极参与政治决策的热忱与维护自身权益的努力。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心怀议会政治，一点一滴的去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群角意识的觉醒与成长也许并不是遥不可期的吧？到那时，东方大陆上的一个新时代该是可以期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