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扬文革前是贯彻毛路线的左王，文艺界一根打人的棍子，但历经文革劫难后沉痛反省由左返右，因此对周扬的评说亦各有不同。
李辉曾编过一本《是是非非说周扬》，也就是不少人评说周扬的集子。从集名上就可以看出周扬乃是非人物。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央视十套文艺频道「大家」栏目采访著名导演谢铁骊，谢先生回忆中仍提起一九六三年文化部领导集体审查影片《早春二月》，文化部长茅盾等人一致鼓掌，惟周扬嗅觉特敏，当即指出该片带有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走入陀思妥也夫斯基「自我完善自我牺牲」的人性论泥淖。后来，影片《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一起遭到公开批判，一时间全国有数百篇文章猛烈开火。当然，《早春二月》现已跻身新中国十大经典影片之列，乃是为谢铁骊先生带来最多荣誉的平生杰作。
周扬长子是「黑大」内定自由化人物
一九七八年，当我进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时，副系主任即周扬长子周艾若先生（后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当时不少同学沿着文革式一面倒思维：周扬既然是文艺界一根打人的棍子，还会做过什么好事么？文革中被毛泽东关进秦城监狱，那也是活该！没什么好可怜的。而且恨父及子，对周艾若老师也多掷白眼。其实，周艾若先生的人生道路非但没有得到什么父荫，倒是得了不少来自父亲的「反面遗产」。那时，虽说周扬还在台上，但周艾若先生在学校却属边缘性人物，反自由化时甚至还被内划黑大的自由化人物。
因为上述关系，大学毕业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十分关心周扬，十分关心涉及周扬的文章。最近，本人从香港开放杂志上读到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的《怀念周扬》，作者是一九五○年代名噪一时的河北青年女作家刘真。刘真乃山东夏津县流浪儿，一九三九年被八路军收留，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二年入学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一九五三年再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先入武汉作协，再调河北作协，现旅居澳洲。（按：见本期读者来信）
周扬确实根据上级精神整过丁玲、胡风、冯雪峰、艾青 …… 一九五○年代，丁玲曾说：「他把鲁迅的人都打光了。」但对当时的青年作家刘真来说，周扬却是她的伯乐。周扬不仅早在延安就发现了她大哥晋驼的小说才气，而且还发现了她的文学才华。一九五六年因周扬的推荐，她的两篇小说（《春大姐》、《我和小荣》）分别被长影和北影拍成故事片。刘真顿时声誉鹊起，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进了主席团，与老舍一同在怀仁堂舞台上主持大会，连周恩来都坐在边上。
刘真谈周扬文革前右的一面
众所周知，周扬晚年转「右」，乃是他找王若水、王元化写了那篇异化问题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载《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再惹是非，遭到批判，再写检查。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当面训斥他「反中央」。其实，早在文革前，他也曾做过不左的事儿。刘真在文章说：一九五九年经河北省委批准，康濯带头批判她尚未发表的小说稿《英雄的乐章》，说是要打自己的孩子给赫鲁晓夫看。一九六二年，周扬来到当时河北省府的天津市，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刘真因受批判不能参加，周扬特派秘书用自己的专车去接刘真，「用此表示对河北文艺界领导人们的不满意和对我的安慰与支持」。而且在专门批评河北文艺界领导人的小会上，周扬让刘真列席，十分激动地说：「人家没有发表的稿件你们拿出去公开批判，这是不道德的。」就在这一会议上，周扬说了一段文革中成为重大罪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人家受不了还可以跑，你跑到哪里去呀！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对每一个同志负责，多爱护。」小说《敌后武攻队》作者冯志感动得放声大哭，「又哭又诉苦，很像是小孩子见到了亲娘。」散会时，周扬还有意当着全体领导人的面：「刘真，吃了午饭，秘书来找你，我仔细听你谈谈，有话你尽管说。」下午，刘真与周扬谈了三个半小时，而且完全听刘真说。「我说了徐水县大跃进的种种坏事，因反映真实情况受了处分，假话我不会说，说真话无法活，等等。」 周扬对她一句批评话都没有。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批示说作家不接触工农兵，做官当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周扬顶抗这一批示，立刻要求每一作家汇报下乡下厂的时间，用以向毛泽东说明作家们并非脱离工农兵。一九八九年七月周扬去世，刘真出席八宝山追悼会，发现虽然各界唁客不少，但没有人哭他，情绪轻松。刘真感慨：「多年来，他作了那么多次长篇大报告，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死后竟没有一篇文章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的辛劳，似乎他的名字不叫《周扬》，叫﹃没法说﹄。」
左王邓力群不满周扬的作风
就是一九七七年底周扬复出，邓立群向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建议让周扬来当副院长，胡乔木没同意：「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 故而，周扬最初只是社科院的顾问，一九七八年九月才当上副院长，不过胡乔木还是认为：「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确实，由于周扬当惯了当领导，到哪儿都要当发号施令的老大，作为中社院的副院长，竟去管人家文化部的事。「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画脚，弄得黄镇（文化部长）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邓立群说周扬对新单位尚不了解情况便下车伊始，「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一）
当然，刘真与周扬接触有限，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不可能说明周扬「左」与「右」这样的大问题。各人的感觉也很不一致，如丁玲因自己的彻底平反受到陆定一与周扬的阻挠，认为周扬晚年到处道歉，多向那些间接受害者，而未向自己、陈企霞、艾青这些直接受害者道歉。因此，丁玲对周扬晚年的「自左返右」很不以为然。不过，刘真的文章作为周扬的一个侧面，至少可以说明文革前的周扬并不完全「左」到了家，多少还有所保留，而且能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这也说明文革后他由左返右，实在有着相应的历史根源与思想基础。
人确实是十分复杂多面的，尤其涉染政坛的大人物，公心私欲交错纠缠，很难从一个角度观察到全部行藏，前后行为也不可能符合逻辑的一贯性。但是，刘真这篇《怀念周扬》还是再次说明：谁做过的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对大人物来说，则是历史是不会忘记的｜｜成败毁誉，账还是会一笔笔算清楚的。
（一）：《邓立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 》，二○○五年印行，第一八七｜一八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