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的周扬

● 周扬文革前是贯彻毛路线的左王,文艺界一根打人的棍子,但历经文革劫难后沉痛反省由左返右,因此对周扬的评说亦各有不同。

李辉曾编过一本《是是非非说周扬》,也就是不少人评说周扬的集子。从集名上就可以看出周扬乃是非人物。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央视十套文艺频道「大家」栏目采访著名导演谢铁骊,谢先生回忆中仍提起一九六三年文化部领导集体审查影片《早春二月》,文化部长茅盾等人一致鼓掌,惟周扬嗅觉特敏,当即指出该片带有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走入陀思妥也夫斯基「自我完善自我牺牲」的人性论泥淖。后来,影片《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一起遭到公开批判,一时间全国有数百篇文章猛烈开火。当然,《早春二月》现已跻身新中国十大经典影片之列,乃是为谢铁骊先生带来最多荣誉的平生杰作。

周扬长子是「黑大」内定自由化人物
一九七八年,当我进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时,副系主任即周扬长子周艾若先生(后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当时不少同学沿着文革式一面倒思维:周扬既然是文艺界一根打人的棍子,还会做过什么好事么?文革中被毛泽东关进秦城监狱,那也是活该!没什么好可怜的。而且恨父及子,对周艾若老师也多掷白眼。其实,周艾若先生的人生道路非但没有得到什么父荫,倒是得了不少来自父亲的「反面遗产」。那时,虽说周扬还在台上,但周艾若先生在学校却属边缘性人物,反自由化时甚至还被内划黑大的自由化人物。

因为上述关系,大学毕业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十分关心周扬,十分关心涉及周扬的文章。最近,本人从香港开放杂志上读到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的《怀念周扬》,作者是一九五○年代名噪一时的河北青年女作家刘真。刘真乃山东夏津县流浪儿,一九三九年被八路军收留,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二年入学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一九五三年再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先入武汉作协,再调河北作协,现旅居澳洲。(按:见本期读者来信)

周扬确实根据上级精神整过丁玲、胡风、冯雪峰、艾青 …… 一九五○年代,丁玲曾说:「他把鲁迅的人都打光了。」但对当时的青年作家刘真来说,周扬却是她的伯乐。周扬不仅早在延安就发现了她大哥晋驼的小说才气,而且还发现了她的文学才华。一九五六年因周扬的推荐,她的两篇小说(《春大姐》、《我和小荣》)分别被长影和北影拍成故事片。刘真顿时声誉鹊起,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进了主席团,与老舍一同在怀仁堂舞台上主持大会,连周恩来都坐在边上。

刘真谈周扬文革前右的一面
众所周知,周扬晚年转「右」,乃是他找王若水、王元化写了那篇异化问题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载《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再惹是非,遭到批判,再写检查。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当面训斥他「反中央」。其实,早在文革前,他也曾做过不左的事儿。刘真在文章说:一九五九年经河北省委批准,康濯带头批判她尚未发表的小说稿《英雄的乐章》,说是要打自己的孩子给赫鲁晓夫看。一九六二年,周扬来到当时河北省府的天津市,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刘真因受批判不能参加,周扬特派秘书用自己的专车去接刘真,「用此表示对河北文艺界领导人们的不满意和对我的安慰与支持」。而且在专门批评河北文艺界领导人的小会上,周扬让刘真列席,十分激动地说:「人家没有发表的稿件你们拿出去公开批判,这是不道德的。」就在这一会议上,周扬说了一段文革中成为重大罪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人家受不了还可以跑,你跑到哪里去呀!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对每一个同志负责,多爱护。」小说《敌后武攻队》作者冯志感动得放声大哭,「又哭又诉苦,很像是小孩子见到了亲娘。」散会时,周扬还有意当着全体领导人的面:「刘真,吃了午饭,秘书来找你,我仔细听你谈谈,有话你尽管说。」下午,刘真与周扬谈了三个半小时,而且完全听刘真说。「我说了徐水县大跃进的种种坏事,因反映真实情况受了处分,假话我不会说,说真话无法活,等等。」 周扬对她一句批评话都没有。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批示说作家不接触工农兵,做官当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周扬顶抗这一批示,立刻要求每一作家汇报下乡下厂的时间,用以向毛泽东说明作家们并非脱离工农兵。一九八九年七月周扬去世,刘真出席八宝山追悼会,发现虽然各界唁客不少,但没有人哭他,情绪轻松。刘真感慨:「多年来,他作了那么多次长篇大报告,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死后竟没有一篇文章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的辛劳,似乎他的名字不叫《周扬》,叫﹃没法说﹄。」

左王邓力群不满周扬的作风
就是一九七七年底周扬复出,邓立群向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建议让周扬来当副院长,胡乔木没同意:「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 故而,周扬最初只是社科院的顾问,一九七八年九月才当上副院长,不过胡乔木还是认为:「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确实,由于周扬当惯了当领导,到哪儿都要当发号施令的老大,作为中社院的副院长,竟去管人家文化部的事。「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画脚,弄得黄镇(文化部长)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邓立群说周扬对新单位尚不了解情况便下车伊始,「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一)

当然,刘真与周扬接触有限,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不可能说明周扬「左」与「右」这样的大问题。各人的感觉也很不一致,如丁玲因自己的彻底平反受到陆定一与周扬的阻挠,认为周扬晚年到处道歉,多向那些间接受害者,而未向自己、陈企霞、艾青这些直接受害者道歉。因此,丁玲对周扬晚年的「自左返右」很不以为然。不过,刘真的文章作为周扬的一个侧面,至少可以说明文革前的周扬并不完全「左」到了家,多少还有所保留,而且能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这也说明文革后他由左返右,实在有着相应的历史根源与思想基础。

人确实是十分复杂多面的,尤其涉染政坛的大人物,公心私欲交错纠缠,很难从一个角度观察到全部行藏,前后行为也不可能符合逻辑的一贯性。但是,刘真这篇《怀念周扬》还是再次说明:谁做过的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对大人物来说,则是历史是不会忘记的||成败毁誉,账还是会一笔笔算清楚的。

(一):《邓立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 》,二○○五年印行,第一八七|一八九页。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