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在整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遗传学。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拉开了遗传学出场的大幕。尽管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经过了30多年才为世人所认可，但孟德尔对于遗传学的开山之功已被公认。随后，经过摩尔根的研究，遗传学定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却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全盘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纵观斯大林的历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贯以哲学简单地取代自然科学。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最终确立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红色教父地位，苏联的遗传学遭到全面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历史上俄国在遗传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李森科事件之后，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回顾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经历，就会发现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强制“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学就日益沦为“基本国策”的辩护工具，一切不同观点都受到压制，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中出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的人口学与李森科的遗传学如出一辙。比如，对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国外的科学研究结果林林总总，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由不同的、有巨大差异的计算方法所支持的，他们得出的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然而，中国人口学家的结论却是清一色的“中国只能养活16亿人口”，几乎没有一个人口学家敢质疑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16亿人口极限”是“一胎化”政策的理论依据。为什么要推行“一胎化”这种极端的人口政策呢？因为要使中国人口峰值不突破这个所谓的“人口上限”。如果有哪一位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能养活20亿或30亿人口”，这不是和“一胎化”政策唱反调吗？
从下面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学的堕落：其一，在198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家对于推行“一胎化”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这两大负面效应都没有作出正确预测，并且为“一胎化”辩护；其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之后，中国人口学家又争辩说：“印度和韩国这些没有实行过中国式计划生育的国家也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现象，所以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无关！”这种逻辑就好比：有一位医生对一位肺癌患者说：“你患肺癌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太多。”这位患者争辩说：“张三没有吸烟也患上肺癌了，所以吸烟与患肺癌无关！”我们知道，患肺癌有很多种原因，不吸烟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癌，但吸烟无疑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同样道理，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很多，有少数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出现性别比失衡，但实行计划生育无疑是诱发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尽管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所以并不一定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汉族地区，当理想的生育孩子数量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孩子性别的偏好就受到严重挤压，其结果，“数量偏好”被“性别偏好”所代替，这就导致了性别比失衡。
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没有真实数据的“空中楼阁”之上的。只要政治权力仍笼罩着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口学将永远是“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数据都没能够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