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李泽厚先生曾发表《胡适 陈独秀 鲁迅》一文，文章纵论五四三位先驱，最后却这样总结：“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和学术的），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要重读了，但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动着人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1如此断言，理据何在？原来，李先生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鲁迅）才是真正深刻的”，而胡适呢，“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此句似不通，但原书如此，笔者著）。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这样的比较在今天看来实在令人吃惊。如果仅仅谈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李先生的评价甚至可以打反。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思想无以绕过的一个命题，它在鲁迅那里，早期是一个被否定的概念，晚期则是一个被取代的概念。从早期到晚期，鲁迅都没弄懂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民主的批判。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作《文化偏至论》，该文频频谈及民主。由于这时鲁迅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因此，他对民主的谈论，不仅亦步亦趋于其师，而且和其师一样，不懂而论，所论愈多，离民主旨趣愈远，结果走向了反民主。在鲁迅看来，法兰西革命之后，“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这样一种状况，鲁迅只是客观陈述，他的评价却是否定的。因为整个社会“以大归乎无差别”，从而导致“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2可以看出，这里，鲁迅对民主的理解是“以多数临天下”，而且还“暴独特者”。在另一个场合，鲁迅把这种“以多数临天下”的民主称为“众治”或“众数”，认为它“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烈于暴君”。（同上）鲁迅甚至把这样的民主和专制作了对比：“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与兴国究何与焉”。（同上）言下之意，民主不过是与“独夫的专制”相对应的“众治的专制”。因此，他提出的兴国方略是：“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同上）显然，这是彻底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另外，在文中其他地方，鲁迅按照他反民主的逻辑，也一反近代以来与民主相因应的立宪国会。面对这样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政治文明，鲁迅的发问是：“将以众治为文明，则西班牙波陀牙（即葡萄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同上）
鲁迅的反民主，在于他没读懂民主。所谓民主，绝非鲁迅“以多数临天下”的“众治”。不过，在鲁迅对民主的误读上，这个民主的确是不宽容的，它确有其“众以陵寡”和“暴独特者”的一面，比如，苏格拉底作为一个独特者就为“众数”所“暴”，鲁迅举的这个例子应该说没错。但，错的也依然是鲁迅。鲁迅充其量只了解古希腊广场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而对自己所不屑的以立宪代议形式出现的现代民主，则所知阙如。说起来，“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的两张旗，科学不论，民主问题，在鲁迅、陈独秀和胡适那里，居然是三人之间有两人不懂。鲁迅一辈子也没懂，陈独秀直到人生晚年，才彻底憬悟。这些启蒙者本是给人启蒙的，可是，民主之“蒙”，恰恰就在这些启蒙者身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不滑稽乎！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内在的吊诡”，至今还没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让我们就注意一下胡适吧，这是真正懂民主的一个。胡适一辈子都在谈民主，而且从各个角度谈。他谈民主很特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它的宽容。胡适说：“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民主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3在胡适这以“宽容”为表征的民主论中，是没有鲁迅“众以陵寡”那种情况的，甚至，胡适好像就是针对当年的鲁迅在发言：“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实数，毁灭少数”。少数如此，个人亦然。在现代代议民主下，鲁迅所举的苏格拉底的例子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正如胡适道破：“尊重少数人的自由，尊重每个个人的自由，……才是民主的真意义”。这一真意义，胡适用一句中国古话作了精彩的表达：“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
以上两种民主，一为“胡民主”，一为“鲁民主”，孰为真民主？众寡关系上，民主是“众寡无慢”，还是“众以陵寡”，亦即，民主是宽容，还是不宽容，谁更懂民主？推而言，李泽厚上述就（政治）思想论胡鲁，两人比较，又到底谁深刻、谁浅薄？
真是不比不知道。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