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法条、越积越厚的法典似乎意味着长她越来越走向法制化，但是，这个社会离“法治”却还有河汉之路。
“法制”与“法治”之不同，早为专家学者所反复讨论，自不必我这门外汉再来说三道四。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在法律生产不透明尤其议员（人大代表）非普选状况下，“法制”即为没有检验手段的手工作坊式或夫妻店式的生产。“法制”之生产如此，“治法”的道德意义就自然被放在了一边。于是就有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道德与法律绝对二元对立；二是，法律也成了道德情绪的渲泄口。这样，法律的产生就相当于从腿上割肉以充腹肌，结果自然会更加可怕。
早在 1994年，我就写过一篇“著名”论文[先刊于《比较》，后来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全文转载]，在制度分析层面上引秦隋两个短命的强大王朝为例，指出法律道德基础不良，法愈多愈苛，则社会崩盘概率越大。秦法不可为不严，从“偶语诗书者弃市”到“失期法皆斩”，令草民闻之股栗；而一向以减刑省法而自诩的隋文帝竟然出过“盗一文钱以上者斩”的恶律，竟有三人共盗一瓜判了死刑的案例。多亏办案小吏实在看不下去，奋而抗争，才免使“三条命等于一个瓜”的特大历史悲剧的发生。隋朝的“严打”措施终于造就了内部贵族“借助民意”造反的契机，如李密、杨玄感之叛，接着就是（如后来评书《隋唐演义》上所讲的）多少个山寨的平民武装割据。唐朝开基后，第二代君主李世民大感于隋家之亡，云：“割股而啖，腹饱身毙。”（见《贞观政要》）——当然，他主要是针对隋炀帝大兴土木、好大事功之方面的表现而发的感慨，而用于法律的繁苛方面，亦当不用其过！
乱（滥）法治国，又贸然自称为“法制”乃至“法治”，不可不谓“割股而啖，竟甘其味！”
在滥法如此的情况下，百姓则晕晕然地拿法律当道德情绪的渲泄口。比如从 2004年10月一直到今天才有结局的济宁“裸死”案，一经判决原副市长L无罪，网民一片乱骂： 归根到底是，法律偏袒了L，而没给“裸死”在L 床上的女播音员M伸冤。
公平地说，这次判决从技术上是无可挑剔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由于 L的暴力乃至性行为导致了M的“裸死”，双方连性关系都没发生。倒是有一个可反推的情节，L已经后悔这种持续已久的权与性的交易，拒绝再做，而致 M使出最后手段。最后手段不成，则引发情绪剧烈波动，以致猝死。这不是仿模福尔摩斯的探案，只是一种推测！在这个“推测”之外，更可寻找的背景倒是《水浒传》。 L更像“乐善好施”的宋江，用善行换来婚外性供给，只不过施舍的来源不是自家的田产而是公家的权力；M则更像“以色求利”的阎婆惜，用性服务谋得了对方的帮助（如办理母亲等人的赴港证件），只不过她没拿到足以要了 L性命的其他证据（ 五百两黄金的感谢信）而已。
好在，离梁山泊并不远的今日济宁并没发生现代版的“宋江怒杀阎婆惜”，只不过是气死人而已。气死人不偿命（尽管并不成文）是古来民间的一个贯例，类似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所说的 Customs in Common.
与网民晕晕然的破口大骂相联系，另外一种对法律的道德诉求更加高涨，那就是对贪官尽可能地判死刑。比如说，按引渡条例遣返的贪官如广东开平余振东若按协约不判死刑，则引来铺天盖地的痛骂。问题是，中国早该废除死刑了。其间，更有愤青人士以捍卫国家的法律主权为由，大骂外国人“欺中国软弱”。倘使真是欺中国软弱，何不动一颗原子弹教训对方一下呢？根本问题还是中国的“法制”道德基础出了大毛病。“严打”的后遗症现在已经逐步显现，但是，国内还少有发言，只是香港的《凤凰周刊》有特权，以封面故事的形式专在一期上讨论。
废除死刑在全世界法律学术中是个重大争议的问题，在法律实践上世界各国也各不相同。在美国，各州的情况也不相同。但是，人们普遍认识到死刑是不人道的。由于死刑不人道而派生出来的行刑手段更成了公众讨论的焦点：为什么大贪官可以获注射刑的优待遇，而普通的杀人犯则要枪决呢？
等死，其遇何其殊乎！
这不就是包青天式（文学表达）的行刑办法吗？皇子王孙，死罪执行用龙头铡；高官巨卿，死罪执行用虎头铡；平民百姓，死罪执行用狗头铡。结果，同样是铡脑袋，那个法律图腾的等级就不一样！结果，今日同样是对贪官与杀人犯执行死刑，一个留了全尸，一个被敲碎了脑壳（——少数民族者，打心脏）。
简单地说，注射刑是虎头铡，枪子儿则是狗头铡。
闹了半年六个月，这文明的改进不过是嫌人眼泪、骗人感情的包青天式封建主义翻版而已。
在晕晕然间，我们似乎该相信：哪怕现在只对大贪官行注射刑，等一段时间后，就该使平民杀人犯们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了；还有，只要先实行了对经济犯罪的免于死刑即最高格为无期徒刑，那么对于废除死刑这个人道主义目标也总不失为一种进步。
在中国文化中，割股而啖的不只是秦隋那样的昏悖王朝，平常百姓亦沉醉其中，所以在现实中也就有百姓等大贪官、大奸臣被执行死刑时，“争剐其肉”的现象。那场面，尤如大批蝗虫吃庄稼，称为“须臾尸尽”。
何时避免法律上的“暴民主义”已经成了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的基础当然在于逐步寻求法治的道德化基础，比如废除死刑，比如废除现有刑法 105条第2款。民主社会的建立也是需要民间精英付出成本的过程，比如减少自己的仇恨情绪。尽管这需要的不仅是道德勇气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隐忍，但的确，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人性改善的过程。仇恨、嫉妒、狂暴的宣泄、无端的挑事，早晚会成为“民主的垃圾”。
目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则是：全国头号走私犯赖昌星回来后，也能享受余振东先生的待遇——免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