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午中午左右，听说游行的学生队伍已经走过了西直门，我急忙赶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北高联联络处，那里的联络员对游行已经开始毫无所知。我骑车顺二环路向北，过复兴门不远就不得不下来推著车走。一眼望出去，满街都是人，学生队伍还没见影，汽车已经开不动了。所有的人都是一脸兴奋、紧张、期望，路边一卡车刚刚到达的武警，还没排好队，来回的人群成心把他们撞来撞去，嘴里却不停地喊：「对不起啦，让让啦！」弄得小兵们整个一个没脾气。
过阜成门後，确认有不只一个学校参加了游行，我似乎感觉放心一些，又赶回联络处，自作主张让联络员们四出通知那些仍在按兵不动等待指示的学校马上出发，之後就走上了长安街。
那真是从未见过的景象。
不知从什麽时候开始，不知是什麽原因，长安街上没有一辆汽车，只有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虽然身边人不少，我还是觉得大街显得有些冷落，有些空旷。东面和西面，都传来隐隐的人声轰鸣，加重了我的这种感觉，也加重了我紧张的心情。我几乎本能地意识到，这已经不仅是学生的游行了。都市对「学生闹事」的这种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四十年来，都市第一次放下自己所有的事不做，凝神屏气，准备著加入到「学生闹事」的行列里去。我在民族宫西南面，凭著学生证，挤进了打头阵的人民大学的队伍。
这支队伍确切地说，并不真的是打头阵的，在大旗和两排手挽手的男生纠察前面，有一道厚厚的面向学生的弧形人墙，正随著队伍的行进而缓缓後退。到西单十字路口时，这堵「墙」已越积越厚，隔「墙」可以看到武警队伍的一片绿制服。学生队伍犹犹豫豫地停下了，四面的街口都挤满了人，路边的街上、墙头上，几乎每个能放脚的地方都承载著人。最为醒目的是路口东南角的巨型广告牌，上面一排人头，只听见敲击铁板的声音震耳欲聋，伴著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让开！－－让开！－－」
眼看前面武警「墙」不只一排两排，人大几个带头的同学匆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我凑过去，坚决主张继续向东走，并说，如果政府确实觉得中南海有危险，我们可以到六部口後沿著音乐厅向南拐。有人反问：「那麽多武警，过得去吗？」我说：「你没看见有那麽多市民吗？！」一个小姑娘抢白我说：「市民是不少，到时候挨打的可都是学生！你能替同学负责吗！」我看看前面仍在奋力拥挤武警的市民们，不知怎麽说服她，只好说：「那我看只能往南走二环路去天安门了。」他们仍是万分焦急的样子，不理我，我就从圈中退出继续观察。这时除了大旗周围由纠察队员维持仍有空地，其他地方全是人挤人，路口中心的警察指挥台上站了三四个警察，都木然无表情。谁料人大一男生竟跑来跟警察说：「同志，麻烦您能不能帮忙，疏散一下北面的人群，我们好从西单拐回去？」警察非常蛮横地斜了他一眼：「我们不管这个事！」我气得叫起来：「你怎麽求他！」小伙子不知所措地看看我们，跑回了小圈子，没一会儿，几个人又跑回来找我，说是很想往南走，但又怕是商业区，引起破坏，对学生更不利，我又好气又好笑。商业区？北边商店不是更多吗？你们怎麽想往北走呢？这时我已注意到前面人群中有几个颇为活跃的身影，又听见一阵阵「一二、冲啊！」的叫喊，虽看到通往宣武门的路较空，也不再理会，似乎预感到了老百姓喊。果然，没有一分钟，就听得有人不断高呼：「大旗过来！大旗快过来！」原来路南的市民已将武警防线冲过了一个口子。只见开路的大旗游过武警绿制服之流，我们紧张而兴奋地喊起来：「快跟上呀，还等什麽！」学生队伍一涌而上，转眼间那个辖口变成了一条宽大通道，游行队伍重又行进在长安街上。
接下来再没有遇上更严重的阻碍。但临到天安门时，我和人大的同学们还是有心中无底的感觉，难於设想在高联已说过取消游行的情况下，我们带著头进了广场又该怎麽收场。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决定继续往东，到建国门再往北沿二环路回校。游行还没结束，沿街忽然反常地响起了高音喇叭的声音：「党中央愿意与包括学生在内的各阶层对话………..」，队伍内外一片欢腾。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连续不断往学生队伍里扔的面包、糕点、冷饮和建国门立交桥上下密密麻麻迎候的人群。
历史会证明，没有北京市民的坚定支持和参与，四·二七游行就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