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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距今已经17个年头了，历史的真实是无法改变的，谎言
说一万遍，仍然还是谎言！随然，它可能一时因某种权势蒙蔽很多人
的视听……但是，谎言终究还是谎言……
现在，北京市第一监狱（以下简称“一监”）、Ｋ字楼（北京市公安
局看守所，当时也称七处）、王八楼（中转站）也已经拆除多年了。
可谓物不是、人亦非。但是，我想那段历史是真实存在过的，应当把
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个人的记忆，同时，也让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的
真实！
89年的时候，我在一监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86年我因“反革命宣传
煽动罪”与“叛国投敌罪”被判四年徒刑，从Ｋ字楼到王八楼再到一
监的袜厂六中队，程序是不能少的。
一监分为塑料厂和袜厂两个厂，每个厂各五个劳动中队，各一个伙房
队，另外，还有一个女队（也是劳动队，同袜厂一样织袜子）一个严
管队（俗称反省号或小号），一所医院。总计14个中队加一所医院。
（王八楼是中转站，随然在一监内，好象不算一个中队吧？！）还有
两个临时队，一个叫演出队、一个叫建筑队，是由各中队抽人临时组
成。
Ｋ字楼，因其建筑从天上俯瞰是个英文Ｋ字的形状而得名。王八楼是
一头一尾短，四支爪子长，中间一个园盖子，活象个王八而得名。这
两幢建筑都是三层，所以称楼。一监的监舍是平房，形状象两只伸开
的手掌（塑料厂、袜厂各一），掌心是一个公用大厅，五个手指成扇
形伸开。从建筑材料上看，这四幢建筑主体都不是49年后修建的，传
说Ｋ字楼和王八楼是日本时期，曰本人建筑的。这两只手掌什么时候
建的就不知道了。女队和严管队建筑材料较新，可能是49年后修建
的。
一监主要是关押刑期长的犯人，一般最短的刑期也是十二、三年。还
有无期徒刑（俗称：无头儿）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俗称：死缓儿）无
头儿和死缓儿要经过改判，变成有期徒刑。一般是两年一改，死缓儿
两年后改无头儿，无头儿两年后改15年。后来，有期徒刑最长判20
年，有好些犯人就说，判20年的还不如以前判死缓儿的。因为，死缓
儿在监狱中最多待19年。判有期的，随然罪轻了两个档次，但是要待
20年。
在一监服刑的犯人中，就刑期而言，例外应当说是政治犯了。政治犯
又可叫反革命，当时《刑法》还没有改，政治犯是指因“惩治反革命
管理条例”而被判刑的人。
《刑法》改了后，中共还曾经说：“我们现在没有政治犯，监狱中关
押的都是刑事犯。”可见，以前还是有政治犯的。
在一监，政治犯大多集中在塑料厂的一中队和袜厂的六中队。当然，
也有个别例外，但人数较少。我知道的，在严管队三筒（当年我们在
监狱时，监舍称为“筒道”。筒字都是写成“同”字。后来查《辞
海》觉得还是当写成“筒”字）就有一个人是一直单独监禁的，严管
队杂务也不许说他的名字。我想大概是魏京生吧！
塑料厂当时主要生产塑料拖鞋，好象牌子不很响亮。然而袜厂生产的
袜子就不同了。现在40岁左右的北京人，大约还能记起“金马牌”的
袜子。当时在北京销售得非常好，那时“出口转内销”的产品，老百
姓认为一定是好的。“金马牌”就是北京第一监狱袜厂生产的袜子。
89年前，美国政府曾经指责中国出口监狱生产的产品，其中就有这个
“金马牌”袜子，真是“世界名牌”啊！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89年以前社会上的准备过程：“从思
想基础、群众基础而言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的。85年的
学运，使大学生们对游行、示威、请愿这种形式不再陌生，不再是文
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而是成为自身参加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中的
一部分；提高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开始从另
一个角度去思考、分析、研究。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没
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而使很多学者形成了以‘沙龙’形式出现的
研讨组织。同时客观上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倒是做了很好的宣
传，使广大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一些问题。”
89年以前的一监，也有几件很有意思的事值得一提。
我是86年末87年初到的六中队，那时六中队真可说是死气沉沉。前面
我介绍过，在一监服刑的除了少数政治犯外，都是重刑犯。他们刑期
长，要想早日回到社会上就只有靠减刑。而减刑的前提条件是认罪服
法。我分析了一下有三种可能减刑的方法：一是要有“托儿”。“托
儿”又分“人托儿”和“钱托儿”。这“人托儿”就是要有外面的人
能同报或批减刑的警察搭上关系，或上级、或亲朋、或故交……这点
条件极少数人能做到。“钱托儿”在当时也不是多数人能做到的，而
且当时的警察有很多也并不敢接钱，那时可不象现在敢花钱买刑期。
总之，“托儿”是很难的。二是要会“拍”。“拍”就是拍马屁，把
个警察伺候得象个“爷”，当然，还得经常打打其它犯人的“小报告
儿”这叫“扎针儿”……这点条件也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这也是一门
“功夫”、一种“本事”。三就是拼命干活，这点多数人都能做到。
我就见过一个人看六台机器，一个班儿下来，能织200多双袜子，而
且100%合格，人也变成机器了……
其实不然，我就没有看见单靠拼命干活减刑的。减刑的还是前两种
多，后一种是靠熬年头儿减刑的。（每年减刑名额不多）比如：判15
年的到第13年给减一年。但是，这点并不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或者是
看出来也没办法，随大流儿、从众吧！所以，争当劳动改造积极分子
（简称：“劳积”）就成了一种风气。
政治犯就不同了，高刑期的不多。而且要减刑就必须认罪服法，政治
犯里认罪的不多，所以政治犯减刑的极少。
这样就形成了：警察和少数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当时监狱里就叫二儿
警察。不象社会上叫“二儿狗子”或“二儿雷子”。还因为这些人活
动空间相对大，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也被称为“柳儿爷”）组
成的“积委会”成为“统治层”；大多数成为“被统治层”；少数抗
拒改造者（这当中有不认罪的、劳动不好的）成为“被镇压”的对
象。打骂、体罚、关小号儿（送进严管队）……同时也起到杀鸡儆猴
的作用。
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到一批从劳改农场转来的人来了以后就改变了
许多。这些人都是几进几出，监狱的常客，好象他们是被注消北京市
户口，要发往新疆的。这些人可谓抗拒改造“经验丰富”，办法也
多，有硬抗的、有耍滚刀肉的
、还有打群架的、打闷棍的……他们来
了以后不劳动，警察和二儿警察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多数人看到
他们没事，也跟著学。风气渐渐地有所转变……警察没办法，后来把
这些抗拒改造者编了一个建筑队，我记得这个建筑队全监狱那儿有修
修补补的活儿就去那儿，最大的“工程”是给女队改造大教室，20几
个人干了三个月，也没有干利落。这些人早点名也不参加了、伙食也
比一般的人好了、每天晚上都能看电视了……随然不是“劳积”也成
了“柳儿爷”。
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出口劳改产品消息传开后，监狱方面好象对产量、
质量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了。随后是改服装，把原来黑色的囚服改成
深灰色。改称呼，以前称犯人为：罪犯、犯罪分子、劳改犯……现在
改称为学员。为了所谓精神文明建设，还成立了一个演出队。这个演
出队经常去监狱外面表演，我不是演出队的成员，所以不知都去了那
里。在犯人们当中那种受罪是应当的、在这里“是龙得盘著、是虎得
卧著”的心态也渐渐地有了改变。
特别是九中队警察与犯人合伙偷盗成批袜子，从中谋利的案件暴露
后，抵触情绪就越来越大了。
大概是89年初吧（我实在记不清了）林翠芬女士以记者身分采访了几
名政治犯。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记不清了，好象不是很好。前几
年，偶然同杨靖先生提到此事，他说：林女士本来是要采访魏京生先
生的，监狱方面不让见，才找了我们几个年轻的。
“6．4”前期，我们多是通过电视、报纸了解事态的进展。当时我有
一台收音机，能收听《美国之音》，每晚熄灯后，总有几个难友到我
住的号里听广播。可能是被同号的人“扎针儿”了吧？“6．4”前大
约一个星期，我又被关进了严管队。
在小号，每一个人在三平方米的号里。被关的人彼此之间见不到面，
随时有杂务或队长溜达，只能偶尔说一两句话。“6．4”前几日，小
号里突然间增加了很多人，三个筒道都快装满了。后来听说，好象是
有什么企图。但事后也没有公开处理，不了了之了。当时，刑事犯人
主动找政治犯们接触到是事实。
进小号后，信息就很不灵了。只是偶尔杂务们在筒道放电视的时候能
听到一些。因为我是小号的常客，杂务们对我管得不是很严，又因我
的脑袋小，能从递饭的小洞里侧著伸出头去。应当说我是横著看
“6．4”的。不过我们的耳朵是听得见监狱外（严管队距监狱围墙很
近）冲锋枪点射的嗒、嗒、嗒声的……
（于200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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