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谅解民营（或戴民营帽子而实为权力资本）企业家的原罪，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热门社会话题，以致于有人抬出至今在自由知识分子及底层精英中素孚威望的胡耀邦来。这个动作不是重忆胡的开放、善良与廉洁，而是搞了个“皮影操作”，把胡的长子胡德平叫出来说话。胡德平认为不应该追溯“第一桶金”问题。[“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博讯网2006年11月24日]
此前，在体制内中年经济学家素有风向标之作用的张维迎先生也主张这种观点。
事实上，当今中国顶尖级的权力中心并不认可“第一桶金”具有伦理合法化资格。因而企业扩张中的一些重大环节受到法律追究也成为可能。在法律追究之前，首先是党的权力的介入。避开已被外界赋予太多外在意义的 “上海国资追查风暴”不论，单看刚刚发生的北京“物美事件”就能够一见管窥，媒体称：“灵魂人物张文中协助中纪委调查而辞任董事长，不仅使中国第七大商业零售企业北京物美商业集团在港停牌超过两周，也把这家雄心勃勃的明星民企推到12年来最微妙的境地。”［“张文中协助调查，物美非常时刻应对如常”，《经济观察报》2006年11月27日］
物美事件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纪委”。这三个字背后是政治权力核心，核心的直接表意可说成“胡锦涛”三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胡锦涛为什么敢追问“第一桶金”？换言之，他就不怕成为中国的华立罗吗？
华立罗是威尼斯称霸了地中海时代的一件产生了世界历史影响之事件的主人公。他是威尼斯贵族会议（35比6的多数票）选举的统领——相当于中国的国家主席，由于他不满威尼斯城邦贵族的骄奢淫佚及对小民的盘剥与凌辱，绕过国家权力体系去和最底层沟通。他与一个叫伊沙内罗的造船厂平民管理员一起，密谋利用工人力量来夺取贵族的权力。事有不密，华立罗反被贵族逮捕，处于叛国罪，执行死刑。事件发生在1355年。［可参见黄宇仁《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40－42，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9世纪即相隔约500年，欧洲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洛瓦把这一事件用油画重现，称为“华立罗之死刑”的作品也成了世界名画。至于其中寄托的对18个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歌颂，在此无须细论。华立罗事件告诉后人：国家权力核心的人物绕开国家系统与底层社会达成“共谋”，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胡锦涛似乎丝毫不惮于此者，这倒不是他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又敢对政治对抗力量“低调”下手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根本就没形成政治气候，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他们仅仅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寄生体。更明了地讲：一方面，他们少有西方基督教背景下企业家的慈善之举——他们的“没文化”首先是“没信仰”，由此形成“有钱可摆平一切”的心理共态鸣，“宝马车撞农妇”再突出不过地表现了这点；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二奶”的他们既无真正独立的政治地位（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资格），也无从监督政府运行，只能靠特许身份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点保护企业厂主等名义谋求管制下的优先，所以他们大多腐败不堪；第三个问题是，在巨额公共资产还分不清是“全民所有”还是“国家所有”的情况下，贸然进行低价吞并，引起经济义理的连锁，造成了重大社会后果如上访与群体事件，也就是说，将低价吞并国企的社会成本甩给了中央权力体系。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笑话：一位主张“交易优于产权”的经济学家和一位主张“政治改革优于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为国企低价出卖问题吵了个一塌糊涂，后者说：“这样吧，既然交易优于产权，那就让你太太今天跟我睡一晚上，明天再讨论她是谁的老婆，好不好？”；前者并不愠怒，说：“那，你的先问她对此决定的感受或意见。”，后者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把‘全民所有’是怎么变成了‘国有’的过程还没闹清，怎么随便说一卖了之呢？”
中国的中产阶级即那种曾被寄希望于能带动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经济力量，不仅没有经典地复制社会学意义上的“西方现象”，反而是堕落成中国最缺乏道德的阶层：其一，他们可以比被他们视为草芥的平民拥有更多的“信贷人权”，底层社会寄存在银行的那些储蓄多为他们挥霍，或作了“第一推动力”，但他们丝毫不用同情后者，因为中间隔着国家权力；其二，他们拥有了与政治权力结成联盟的虚拟身份，但他们从根本上就无法拥获得政治权力的正常管道。
在社会多数人讨厌政治黑暗与市场强暴时，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能不被放置在公众的对立面上。党的权力系统可以高举所谓的新三民主义，其一者是传统换包技巧下的“权为民所用”需要牺牲一批问题官员的前程或生命。那，中产阶级呢？除了不愿施舍给社会的自谓的血汗钱之外，他们再没什么资源可用——因为在道德资源方面一直是负资产拥有者。于是乎，胡锦涛面对底层社会的骂声——“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情绪化表达，可以轻易地把压力往第二项转，因为“官员贪，我在反贪”，何况收拢底层人心的政策也有不小收效呢，如对农民的免蠲农业税，又如对涉及城市平民的社保基金的彻底清理。
“无商不奸”逐步被高调化，不仅“第一桶金”的原罪为问题被摆到公共话题的桌面上，而且胡温政以来的大力反贪，没有一个案件不牵涉到头顶中产阶级冠冕的“权场商人”。也许这些商人曾无可奈何地要与政治权力交易，但是他们从来不会理会公众的感受！
在这场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多数人的暴政”但至少是“代表了多数人的愤怒”的大整肃中，社会公众（除了个别学者外）也很少理会中产阶级的感受。当下的中国虽然有幸没有发生良心学者们所担心的“经济文革”，但“精确打击”式的整肃确实在舒解底层社会的怨恨。
这，就是他们不追求民主的代价！比之于米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这，就是“中国的戏剧”！
—————————
2006年11月30日夜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