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文学圣经。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浸染与影响既根植于过去各个年代读者的私人阅读记忆中，也为中国作家所吸收，精神食粮与技艺修炼兼而有之，甚至还演化为中国文学的著名场景：在劳工文学鼎盛的时期，有鲁迅先生送给阿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著作《毁灭》和《铁流》（阿累《一面》）；在与苏联老大哥和睦相处的1950年代，则有共和国少年陈辉和杨素瑶苦读苏联儿童文学，为《雾帆孤影》里面“敖德萨喧闹的街市！阳光！大海！工人的木棚！彼加和巴甫立克的友谊！”激动不已（王小波《绿毛水怪》）……
我们也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过大批供批判的“苏修”小说，亦即后来中国出版界称之为“皮书”的一种，其中既有后来在国内出书甚多的尤。邦达列夫，也有一闪而逝的尤。特里丰诺夫，还有后来在美国访问时被开除国籍的阿克肖诺夫，他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在1960年代极为抢手，作为在《麦田守望者》之前风靡一时的青春叛逆小说，据说王朔的小说乃是肖其丰神。在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黄金年代（1980年代），俄罗斯经典文学不论套装、丛书还是散装，出版规模都令今人咋舌，选本、译本更是层出不穷。苏联政治剧变之后，尤以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引人注目——只是，在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叶夫图申科等人“提前撰写的自传”里，中国读者的目光更像是一次最后的观望。
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当苏联从政治版图消失之后，俄罗斯文学也在中国人的视线里逐渐淡出。虽然早在十多年前、国内散文选集出版最庞大最无序之时，翻译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俄罗斯文学仍在继续”的观点（严永兴，俄罗斯散文选集《白天的星星》一书序言），可是如果俄国文学仅仅出现在《世界文学》这样的专业文学杂志上，对于大众出版没有推动，对于读者阅读没有影响，也谈不上现实意义。当我们在图书馆、旧书店重逢1949年后的苏联文学，只要稍微了解其类型及内容，固然能理解现在的这种漠视乃是对那些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反弹，但不能不正视的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停止，她不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概念，她自有其优美动人之处，一如过往强大的影响力。更何况在阵痛之后，在场的视角与苏醒过来的笔墨，或许都能令我们受益良多。当然，并非所有俄罗斯现代文艺作品都饱含如此微言大义，比如文学作品也不乏在西方影响下的自乱阵脚之辈（比如每年的俄罗斯布克奖，同样的在艺术界，俄罗斯的“大片”亦不乏如张、陈、冯导等“探索型”人才的“大手笔”），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一种表达现实的努力。像最近两年出版的《野猫精》、《好的斯大林》等小说（以汉语译本为例），都表达了今天俄罗斯作家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认知能力。换言之，对于中国文学，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视野，没有关注力与好奇心，轻则是“走宝”，重则无法成就自己。
诚如艾略特所言，后世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可以改变既有的文学价值体系，如何重新发现俄罗斯文学，不仅要了解她现在的整体脉络，还要借此了解她的传承：在时光碎片中厘清“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异同，将过去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作品释放出来，这对于有着“皮书”历史的中国出版界而言不无现实意义。
所以，2006俄罗斯年虽然不如法国年、意大利年那般颠倒媒体，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今年8月推出的两本选集——《当代俄罗斯诗选》和《当代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选》则是值得嘉许的出版手笔。这两本选集遴选了1996－2006十年间俄罗斯的文学成就，既有如索尔仁尼琴、叶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这些影响深远的前辈，也有成长于五六十年代、见证了剧变的中年作家们新鲜的面孔，更有70后如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娃和安娜。佐洛塔列娃等，单就作者阵容已将俄罗斯文学从昨天到今天熨帖地衔接在了一起，既给了读者一种全局的视角，也让读者品尝到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成果，可以说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最佳读本。
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7月出版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一书则更有意味：这本书是1963年作家社“黄皮书”的版子，告别了“内部发行”的命运，终于可以贴上“俄罗斯版的《麦田守望者》”的标签与读者见面。在今天出版界的有识之士也应该顺着《带星星的火车票》一书的出版，将过去出版的有价值的皮书重新出版，邦达列夫的《岸》和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虽然后来外国文学出版社都出版过，但任何读过小说的作者都会承认，这是不折不扣的时代杰作，哪怕那个时代早已远去。值得一提的是，新星出版社从9月开始陆续出版“俄罗斯文学经典”丛书，这套丛书囊括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四大家：安德列耶夫（《撒旦日记》）、索洛古勃（《创造的传奇》）、阿尔志跋绥夫（《绝境》）和库普林（《士官生》），其中《士官生》的出版要到明年1月。这套厚重的丛书对于热爱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不啻一道丰盛大餐。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以“一棵大树庄重地倒下”为人所称道；对于“庄重”的俄罗斯文学而言，并不存在倒下——因为她并不仅仅是过去，并不仅仅是经典，也并不仅仅是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