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西柏林的学生运动领袖们满怀崇敬地向科耶夫请教革命之道。刚从北京访问归来的科耶夫给出的主要建议是：“学习希腊语”。科耶夫的古怪建议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释，因为他曾经说过：“早在2400年以前希腊发生的一些事，其实是一切事情的缘起与答案。”
科耶夫是谁？如果说普通读者对这个名字很陌生，那么他的全名恐怕更少有人听说：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在苏俄时期，科耶夫不过是一个因为在黑市贩卖肥皂而差点判处死刑的17岁男孩。同一年，他偷越国境，被误当做间谍，在波兰的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最终到了德国。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他沉迷于从佛陀到黑格尔的宏大世界里，悠然取得了博士学位。从1933年开始到1939年，他都在巴黎高等学校定期举办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找点零花钱。
他喜欢别人叫自己为“科耶夫”。这样称呼他的人很多，他们中包括雷蒙·阿隆、梅洛－庞蒂、雅克·拉康、安德列·布勒东、乔治·巴塔耶等等。整整六年，这些声名赫赫的人物一直坐在研讨班的课堂里，听科耶夫讲黑格尔哲学。在科耶夫的培养下，这群法国知识界的精英被后人称为“3H一代”，3H分别代表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只有萨特没有来听科耶夫的课，而本来他是可以从中获益颇多的。
那时候，科耶夫不过三十出头。雷蒙·阿隆毫不犹豫地把科耶夫列为平生所遇到的三个真正卓尔不群的心灵之一。他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科耶夫“在思想上绝对地统治了一代人”。卡尔·施米特，这位被科耶夫认为是“惟一值得交谈的德国人”，前纳粹的桂冠法学家，一直将敌我关系视为政治最根本的基础。科耶夫却轻蔑地告诉他，政治的根本标准不是敌我关系，而是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所谓敌我关系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刻，终将因为人们彼此承认而随着政治的消亡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管理，没有政治的“世界国”。科耶夫对人类前景的描述，让施米特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可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统治了一代人的人，忽然却遁入官场，专心做起了政府幕僚。直到1968年去世，科耶夫一直是深受法国政府倚重的高级经贸顾问。科耶夫本人显然意识到了身边朋友们的困惑与不解，他解释说：“生活是一出喜剧，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表演它。”
但如果对科耶夫的思想稍有深入，便不难理解他的出格之举。在他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他们超越黑格尔的企图都失败了，而他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传人。科耶夫认为，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Jena，德国城市，拿破仑曾在这里大破普鲁士军队)目睹拿破仑跨上马背，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了后者对世界以及历史的重大意义，而那一刻正是历史终结的一刻，也是哲学走向终点的一刻。
科耶夫认为，思想者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用黑格尔的智慧管理事务，协助打造“普世而同质的国家”，也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在普适的和平与繁荣观念下，国家进入“人生的星期天”，而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意义深远的人的激情将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快乐人”随心所欲的游戏。这种“快乐人”就像科耶夫所描述的：
实际上，人的时代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的终结——即是说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或者自由的、历史的个体之决定性的毁灭——直接意味着行动一词在完全意义上的无效……但是其余的部分仍可能被保留，尽管尚无定数，譬如艺术、仁爱、游戏等等，简言之，就是一切令人快乐的事物。
也许，“快乐人”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人性丧失之所，“一切令人快乐的事物”也让人生疑。但如今，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降临。生活在如此时代的我们无论幸运还是不幸，了解一下那个预言家总是好的。相当程度上，科耶夫是一个精准的预言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在设想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取代时，他已经预感到一个依据理性组织起来的世界官僚政治体系的形成。事实上，法国二战后的国际战略、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关贸总协定的签署，他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人说他是法国政府中影响力仅次于戴高乐将军的人，而今不少人认为他就是欧盟的理论之父。至此，古怪的科耶夫遁入官场的古怪之举就大可理解了。
了解了这个看似古怪的科耶夫，再深入阅读他的著作《黑格尔导读》，定能进一步体验到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也能理解他为何被人视为20世纪法国左翼思想的秘密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