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曾断言：“一切伟大的诗人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为批评家。”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的一批大诗人，的确如波德莱尔所言几乎都成为自己创作观念最好的阐释者和辩护者，其中最突出的两位无疑是艾略特和瓦莱里。他们的诗歌产量都相对较少，可是他们极为出色的诗歌批评文章从侧面做了有力的补充，使他们稳稳地占据着20世纪大诗人的前列位置，几乎无可动摇。瓦莱里的好友纪德曾说：“尽管瓦莱里大多数诗作都是精品，但可能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后来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流露出相近的意思：
“在20世纪，保尔·瓦莱里有一个关键的位置，这是散文家瓦莱里，他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艾略特的长处在于他的宽广视野，在于寻找和论证诗歌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联系。而这些在瓦莱里那里是割裂的，他的诗歌文章就是在诗歌的小块土地中无限地向下挖掘。对于社会、哲学问题他当然没有放弃，而是在他为自己卷帙浩繁的文章分类时划分的“哲学研究”和“近乎政论”部分加以专门的研究。
这种割裂对于瓦莱里来说自然而然，因为他是所谓“纯诗”论最早和最有力的倡导者。在《纯诗》一文中瓦莱里对“纯诗理论”做了细致精深的阐述，这既是瓦莱里诗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学概念。
在文章的最后，瓦莱里以极其敏感谨慎的方式给“纯诗”下了定义：“假如诗人能成功地创作出不再出现任何散文的作品，诗篇中音乐性的连续不再被打断，意义关系永远与和声关系吻合，思想的相互转化显得比任何思想更重要，外形的作用将包括主题的真实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像谈论现存事物一样来谈论纯诗。”
在此基础上，瓦莱里特别强调理性的作用，由此出发，瓦莱里严厉地批评了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灵感论：“我曾经相信并仍然相信，仅从热情出发来写作，是卑贱的做法……灵感丝毫不能作为产品价值的保证。灵感在随心所欲的地方爆炸，在傻瓜身上可以看到。”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谁要谈论风格的精确性，他所召唤来的就是梦的对立面。”也就是说，瓦莱里认为理想的诗人创作状态是清晰的、清醒的，带有沉思性质的，因而普通生活的情感作为艺术的主题也就遭到厌弃和否定。敏感的读者立刻会觉察到这里正是瓦莱里引起艾略特兴趣的地方，的确瓦莱里在此和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非个性化论”不谋而合。艾略特的原话是：“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
在论司汤达的长文中，虽然也不无同情，但是瓦莱里出人意料地把他视为破坏真诚的人：“追求自我真诚的愿望是一条弄虚作假的标准。”最后，瓦莱里连良好的愿望也没有放过：“坏诗都是根据良好愿望写成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着英吉利海峡对面另一位智者王尔德的名言：“所有的坏诗都是诚挚的。”所不同的是，瓦莱里是在苦行僧般的静修中达到那位著名的浪子的深度的。排除了“真诚”和“美好愿望”这两大干扰，瓦莱里把诗人和词语结为唯一的可靠的同盟。“诗人是语词的组合者和排列者。”诗人真正伟大之处是他们能“用他们的语词来有力地抓住他们早就获得然而只是在头脑中掠过隐约的感觉的事物。”
稍稍了解瓦莱里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从1894年23岁开始，每天凌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冥想沉思，以及将沉思的内容记在笔记本上，这个习惯他保持了51年，留下了257本笔记本。上述的种种观点不用说都是在这种晨思中产生的，因而带有奇特的尝试性质(这种性质来源于极度的敏感)和极端主义的态度。瓦莱里严格地将自己的思考限定在别的诗人很容易滑过去的基本概念上，在诗人们不假思索的地方他思索，在诗人们从不怀疑的地方他怀疑，因此可以说他是在诗人们普遍沉默的地方无法言语的地方他言说面对黑暗，并最终让黑暗闪出亮光。
诗人雪莱曾经用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夸张语气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而瓦莱里凭借其对诗歌精微的思考，对于掺杂在诗歌中种种杂质的不懈的清除，成为“诗的立法者”——虽然不像雪莱的说法那么唬人，可是正符合瓦莱里一贯的沉思的面容，也许不妨说其实更有深度。
正因为瓦莱里对于诗歌的苛刻的要求，他的诗作不多，而且可以想见对这些诗作他并不满意，在他壮年时期更有二十年(1892－1912年)没有写过诗，在晚年他甚至打算把自己的诗作结集以《习作集》之名出版。前些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了《瓦莱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也许是翻译的缘故，诗的用词显得有些甜腻，可是《幻美集》的第一首诗《海滨墓园》(卞之琳译)就是在中文里也堪称20世纪的杰作，近乎完美地体现出瓦莱里上述的种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