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人文期刊有两大话题：作品《如焉＠sars.come》，作家洪峰。
显然，前者更值得讨论，该作品引发的争议可看做是“思想”对现实的投石问路，也可看做“思想”失意于现实之后的借酒消愁。而后者，对单位最高权力献媚，单位人也许就有岗位，耻于献媚，单位人也许就会失去岗位，饭碗是个社会问题而非文学问题。思想如果处事得当，完全可以从权力的有限与无限、个体的有能与无能方面去探讨单位人的乞讨事件，但洪峰不幸碰巧是个作家，而且曾经是先锋作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把罪名安在了文学的头上，并首当其冲地迁怒于作协。思想在各大媒体的版面里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逻辑”转换：以个体的卑微代表全体的卑微，以全体这个名词掩盖个体的异类存在，从而消蚀了个体的反驳可能。思想沦为大众的扩音器，思想与大众都很清楚，嘲笑文学是当下最没有风险的事情。
傅国涌先生的《作协体制也要吐故纳新》(《南都周刊》，2006年11月17日A07版)一文重提作家乞讨事件，直问“作协何为”，指出国家包养作家的弊端，呼吁回归文学自治本位。该文指出现象，但分析太过偏颇：作协成为他文中所指的最大的罪魁祸首，但我相信作协的问题并不单是作协自身造成的。
思想的最远目标与最高良知是宽容与自由。尊重作者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独立与不独立的自由，允许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比逼着作家表态，加入或退出作协，更显思想的理智与宽容。独立与不独立的相生相克，正如昼与夜的轮回，合乎人类生存的自然原则，上帝如造了独立人，也势必造非独立人，尊重作家的自我选择，比逼迫他们作出看似对他们有利或有害的选择更人道，惟权利大于善，理性才能制衡感性的暴动，人道的社会，无论处于动荡、还是处于和平，舆论都应该容许个人选择的缝隙。如果思想一定要文学明确表态、高声呐喊，我想，这就是思想施暴的开端了。
苛求文学的动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意识形态当道的时候，逼着文学举手，思想激动的时候，逼着文学低头，他们完全漠视文学作为一种与政治学、社会学有别的艺术的独立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总脱不了这种让人厌倦的表态纠缠。也许，正是思想急于让文学表态，才使小说《如焉＠sars.come》暴得大名，同时也让《如焉＠sars.come》身陷尴尬。
《书屋》2006年第11期也以这部小说为楔子，展开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作家的根在哪里？——从对〈如焉＠sars.come〉的讨论谈起》(邓晓芒)一文盛赞这部小说的新思想、新感觉，邓晓芒从学理的角度为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作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并对当代文学根部意识的缺乏作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判断与辨认。邓晓芒在评价一些相对极端的文学文本的时候说，“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我想，这是该文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警示。同一期《书屋》的《传奇年代的“终结”》(景凯旋)一文也特别提到中国当代小说对政治与传奇的钟爱。两位作者都看到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最得不偿失的走向是什么，这些警示，对《如焉＠sars.com》同样有效。
更多的思想对这部小说的优劣语焉不详，反而借重并夸大这部小说的所谓敏感。思想的自然缺陷里有情绪煽动的狂热基因，但情绪煽动绝非《如焉＠sars.come》的本意，《如焉＠sars.come》中的异常冷静才是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冷静也是现代社会群众最匮乏的珍贵品质，小说中的卫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不要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他总是说，再等十年，“我还要看十年”，寓意深长。《如焉＠sars.come》富含智慧的情绪缓冲，这种缓冲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作者不善叙事擅思考，《如焉＠sars.come》远非优秀的文学文本，但某些言论者，却要以它去洗刷当代文学的所谓的耻辱，这正是以个体否定全体、以全体遮蔽个体的悲哀。而那些习惯了表扬的批评家们与习惯了被表扬的作家们，早已不习惯用理性批评的口吻去反驳思想的偏见与短视。
这些争论，犹如一面镜子，展示了文学与思想各自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