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法国《读书》杂志选出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雷蒙。阿隆名列第二。1983年10月17日，雷蒙。阿隆逝世，《雷蒙。阿隆回忆录》在此前几周问世，详尽地追述了他一生中遇到的各种人物、事件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回忆录归纳了阿隆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著述。正如中文新版“序言”评价的——
阿隆没有担任君主的顾问，而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服务员和解说员，一个带来光明的使者。他放弃充当贩卖幻想的商人，他推动每个人去了解身边的世界并公正地批判世界，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愿意带领人们直达目的地，因为应该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承当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真理，因此，没有任何阿隆主义可言，尽管有不少人承认自己接受了阿隆的某些做法。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想。
从未将激情当做论据
20世纪30年代初，阿隆到德国教书，这是阿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奠定了他日后的政治取向。
阿隆服膺曼海姆的政治社会学，深受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启发。彼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已日薄西山，希特勒呼之欲出。1932年初，阿隆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警告：不要低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衰落，更不能漠视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的崛起。阿隆说，“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感染。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必将战云密布，欧洲岌岌可危”。果然不幸被阿隆言中，1933年3月，希特勒当选总理，支持希特勒的人中竟然有大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共党员。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在德国成功崛起？这样的例子发人深思。
1933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1940年5月，阿隆流亡英国，担任《自由法兰西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纳粹政权和法国维希伪政府。阿隆最重要的著作是出版于1955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本书引发了他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阿隆对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在其丰赡宏博的著述中，每每论及马克思主义。阿隆认为，左派知识分子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它篡改成一种鼓吹暴力哲学和政治压制的“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上的原教旨宗教，使其蜕变成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雷蒙。阿隆传》的作者巴维雷兹指出：“这本书擦亮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
阿隆对自己的这本著作特别珍视，他在回忆录中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治好了我的病，我走出了黑暗，我对这本书受到的攻击满不在乎。”
1968年5月，巴黎爆发学生抗议运动。阿隆认为大学生的目的是促使政府改革教育的弊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学生们的行动却逐渐背离初衷，走向极端，已经威胁到法国的自由秩序和民主制度，法国的大学生不明白他们的反抗与东欧国家的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他告诉法国学生，“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进行反抗，正是为了争取法国学生已经享有的自由。”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科耶夫打电话给阿隆，交换看法，科耶夫也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只不过是模仿革命而已。”
阿隆又批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盲从乌托邦思想。阿隆说：“在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享受满身荣耀，另一方面只赞赏破坏，却又不能构想一种更理想的新秩序来代替他们所要破坏的东西。诚然，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批评的功能。至少我一直在批评法国政府，因而别人不能指责我在权力面前循规蹈矩或奴颜婢膝。可是，当批评只是笼统地针对民主社会，而丝毫不揭露另外的专制社会；当这种批评是在宣扬对专制和暴力的崇拜时，它就变成虚无主义了。”
对此，有评论说：“在1968年5月的这场历史剧里，阿隆扮演的角色就如面对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
向一代人告别
在法国现代思想史上，萨特和阿隆都以社会批判闻名于世。六七十年代是萨特和阿隆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的辉煌岁月，萨特更成为西方左翼祭酒和造反大学生的旗手。在中国，萨特的名气要比阿隆大得多。80年代之后，萨特的作品对中国的文学青年和文化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战后，萨特和阿隆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最终导致决裂。1954年6月，萨特从苏联访问归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完全有言论自由》的文章，他甚至用“正统斯大林分子的用语”说：“反对苏联的人是一条狗。我坚持这样看，我将永远这样看。”1977年，阿隆出版了《为衰落中的欧洲辩护》一书。在此书中，阿隆批评西欧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仍在迷恋“知识分子的鸦片”。他强调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提醒西欧人民要警惕“自杀性的选择”——把权力交给那些将会毁灭民主社会的人。
阿隆对民主制度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斯大林时代，大多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却不肯正视斯大林主义的危害，即使看到了也不愿去谴责；一些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的西方著名知识分子成了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他们说苏联没有集中营，有的只是“人们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的营地”。阿隆指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天真地坚信他们的革命不会以同样的暴虐为归宿，他们过分致力于毁灭自由的社会，而并不问一问自己，他们想在废墟上建立起的社会，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1980年4月15日，在萨特葬礼的当天，阿隆发表悼文，既向萨特致敬，亦对他作出评价：“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又是一个曾经在政治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的伦理学家；尽管他受到革命绝对主义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会低头，他最终认为，这种社会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综观萨特的一生，我们应当客观地说，他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为人诟病的错误和行为，也是瑕不掩瑜。
1973年7月4日，法国《世界报》曾刊登了一篇《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宣言，今摘录其中一段，借以向阿隆和萨特致敬——
不论知识分子身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不论他加入了哪一个阵营，说出事实的真相——至少是他认为的真相——是他的首要责任。他应当这样做，而且不能怀着救世主的骄傲，要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必要时，还应当与之相对抗，不管这些权力有怎样的名分——不追求时髦，不循规蹈矩，不听信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从批评者变为卫道士。不存在能让所有人接受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历史永远不会有终结——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曾经进行过争议的人在执政以后，也应当允许别人争议；在这个社会里，批评是自由的，是至高无上的，而辩解则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