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钱锺书手稿集〉序》里说：“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饱蠹”即“饱蠹鱼”，古代形容图书之多；故钱锺书将牛津图书馆译作“饱蠹楼”，音义兼备，堪称妙手偶得。
这类高难度的文字游戏，钱锺书显然很喜欢玩。杨绛《我们仨》就提到：“锺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still，平静；sentimental，感伤、多情。则所谓“外貎死的路，内心生的门”，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外表冷漠，内心狂热”也。这当然也属于亦音亦义的翻译游戏。
另，小说《围城》写到诗人曹元朗时有云：“……诗后细注着字句的出处，什么李义山、爱利恶德（T.S.Eliot）、拷背延耳（Tristan Corbière）、来屋拜地（Leopardi）、肥儿飞儿（Franz Werfel）的诗篇都有。”此处的几位外国人分别是英籍美国诗人艾略特、法国诗人科比耶、意大利诗人雷奥巴底、犹太裔德国诗人韦尔佛；这几个恶搞式的人物译名，在译音之外加上不相干的滑稽意义，可视为上述文字游戏的变体。
无独有偶，语言学家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自序》中谈著书过程时，也有类似的幽默：“……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一直被别的事情打岔，始终没机会写定。”“Claremont”即加州克莱蒙，为什么要译成“客来而忙”？他的《自传》说得更清楚：“……我当时全工全读，忙得没有一会儿闲暇。我所以把Claremont译作‘客来而忙’，足以代表我那时生活情况的一斑。”因此“客来而忙”既是音译，也是意译，既指地方，也指自己在当地生活的情形。
在《语言与文化》一书里，罗常培将近代汉语中的外语借词分作声音替代、新谐声字、借译词、描写词四大类，其中第一类又分为纯译音、音兼义、音加义、译音误作译义四目。上述那种翻译游戏，即属于“音兼义”一目。他解释并举例说：“有些借字虽然是译音，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事物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管领事叫江臣（consul），管电话叫德律风（telephone）；还有人把美国一种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把世界语译作爱斯不难读（Esperanto）也都属于这一目。”
这类译名中最流行、最经典的例子，除了始终不倒的“可口可乐”之外，想必要数迅速勃起的“伟哥”（Viagra）了。“伟哥”已完全不像音译，可谓自然浑成；台湾又译成“威而刚”，也能兼顾音义；可惜现在却改译为平淡无味的“万艾可”了。如果是嫌“伟哥”太低俗，“威而刚”太直露，要增添文化含量，那么，译作“伟岸客”如何？
要知道，不仅茅盾曾用“伟岸”来形容坚强、挺拔的白杨（“树中的伟丈夫”，古小说更是用“阳道伟岸”来描写薛怀义），他可是唐代超级猛男、武则天的面首啊。“伟岸”二字，岂等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