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一上了年纪，文字就显得特别金贵，以至于连平常的谈话都受到追捧。吴敬琏如此，李泽厚也是如此。最近看到的一本《李泽厚近年答问录》，所收的就是李泽厚在2004年到2006年间的访谈文字。这些访谈虽也多半涉及学术，但给人以非常随意的感觉。其实要了解李泽厚的学问，还是要去看他的著作，而且也不难找。因此我对这本答问录，倾心的不是那些论学文字，甚至也不是那些论世（事）文字，而是几篇述身世谈人生的文章，读来非常亲切。比如李泽厚在电话中告诫一个同乡晚辈：“做事情不能只凭着兴趣，在兴趣爱好与生存之间，要以生存为最主要。兴趣并不是生活的主要方面，人生活在现实之中，必须理性地看待人生，人生苦短，必须要找准方向。……经济上不能独立，则其他方面再怎么也优秀不起来。”（见本书“关于‘成名’等等”一节）作为一个过来人，这番话对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不无教益。
据说李泽厚原本是想写学术自传的，连题目都拟好了——浮生记学，但因动员他写自传的傅伟勋不幸去世而作罢，后来在2001年与陈明搞了一次对谈，名之以《浮生论学》。《答问录》的有些内容其实在《浮生论学》中就谈过了。冯友兰曾送给李泽厚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近年有传闻说李泽厚由支持新儒家改为支持新法家了，“这一说法不准确。我从来不支持港台现代新儒家。所谓新法家，我说的是如何可能实现新一轮‘儒法互用’，即把西方的三权（加上‘舆论’可能是四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原理、体制、结合中国传统（包括大传统和革命传统）转换性地创造出一系列新形式……我讲的是政治上的‘西体中用’，即新儒法互用的问题。”（见本书“关于‘玩学问’”一节）李泽厚不相信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开出民主自由，但法学家夏勇则想让中国的民本老树生出民权新枝来。
夏勇在其《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这样解释民本：《尚书》里所讲的“民惟邦本”，不仅是讲民为国之根基、源泉或凭持，而且是讲民为国之主体。不过这里要谈的不是这本书，而是他主编的“民权译丛”中新出的《结社——理论与实践》（顺带提及一下，“民权译丛”目前已推出了四种，除了这本《结社》之外，早前问世的《民权公约评注》和《人权教育手册》都更有常识性和普及性，值得参考）。这本《结社——理论与实践》收入了荷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15篇文章，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论及结社与政党、宗教、工会、市民社会以及社会公德等等之间的关系，也有作者对其国家结社现象的分析与说明。俗语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读这本书就是为了见见猪跑。
结社权利或者结社自由为什么这么重要？普林斯顿大教授阿米。古特曼首先从结社自由对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予以申说：“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它愿意并且能够为我们所珍视的观念和价值大声疾呼，除非我们正好非常富有，或者非常有名，否则，我们就很难让很多人听到我们的主张，也很难影响政治决策。”（见本书“导言”）当然，结社自由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结社自由绝不仅仅是促进其他价值的一种方式，而是其本身就有价值的自足性，不论对于个人生活还是民主制度来说都是如此。
说到公民权利，就还要提到《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这是曾经做过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的政治传记。12年艰难的自荐竞选，人大会议上频频说出“我反对”，主动向选民述职，反对人大主任的退休，强烈要求做一名专职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不讲情面……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成了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姚立法现象”。这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中国基层政治生态到底如何？还是看看这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