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廉价和劳工权利受忽视，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劳动力供应的充分，正是因为劳动力供应的充分，才使得厂商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劳动力价格和福利压到尽可能低的价格。根据许多调查资料和笔者的亲身体验来看，这1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工资和生活福利并无显著增长，而在这10年里，中国经济正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试想一下，一边是每年10%的高速增长，一边是基本原地踏步的工资和福利，如此的反差，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本该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却被看作了理所当然，尽管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但在一幅幅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画卷中，民工们几乎总是缺席，一如他们在其他场合一样，永远只是隐形人。甚至，当美国人在过度的道德感和忧虑失业率的自私心双重作用下，而提出所谓劳工权利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却以阴谋论的眼光看之。所有振振有辞的论述里，翻腾着美国人的道德泡沫，也混杂着中国社会上层人士——或者径直叫做城里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耻，在所有振振有辞的论述里，关键词是定单，是出超，是刀拿， 而不是劳动者——这一本来应该很正面的称呼——的合理报酬和应有福利。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想在这里作什么道德评判，更不会将民工报酬的不合理归咎于特定阶层的无耻之类，我要指出的是，民工报酬的不合理乃是两个因素汇集后的必然结果，其一，是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蓄积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正是外来资本这束干柴和剩余劳动力这把烈火的汇合，燃烧着1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要追究合理报酬何以不可能的原因，同时我们又不愿意将这个原因归之于资本寻求利润的天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责任归咎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从而，我们的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优势，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民工不得合理报酬的宿命。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其继续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也是一个事实，这一我们很可能是无从加以改变的的事实，使得民工的工资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难以提高（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城市化的进展以及教育的普及，这一事实也未必就是不会改变的），区别仅在于，要低到怎样一个程度。或者说，究竟是听任供求关系的作用呢，还是要加以矫正，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涉及到两种对待民工的态度，一是将民工当作“他者”，把他们看作是优势的“资源”，是“定单”、“出超”、GDP的要素，在这个思路之下，民工的合理报酬与应得福利也就与地皮价格和减免税收一样，成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二是将民工当作人，仅仅是将他们当作人，那么，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可被让渡的，是不能用任何诸如“定单”、“出超”、GDP的名义来加以折算的。于是，就必须将对权利的保护从损益表中划出去，因为，任何社会的进步发展都是为着全体成员的福利增加，以损坏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从后一前提出发，民工的健康权、休息权乃至合理报酬权，都是必须和不容推委地加以满足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因为前者是一个社会自身的正义观念的当然要求。至于现在竟然有人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悖论，很简单的推论就是在这些人的眼中，民工还没有被当成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这些人的损益表里，民工的权利要求不过是和地皮价格一样的要素，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增减的。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假借着经济学的名义，正在频繁而公开地出现。更以所谓发展的名义，和权力结伴而行，继续漠视着这个社会众多国民的当然权利。也因此，要问我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我的回答很简单，在将民工看作人之前，一切都是扯淡。
首发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