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五四名人的胡适和周作人，曾经有过一场笔墨官司，那就是发生在1920年初的一场关于新村主义的论争。
周作人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声名鹊起，一方面是由于他倡导“人的文学”，系统地把欧洲文学史和文艺思想介绍进来，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第一个在中国宣传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对这种乌托邦性质的新村组织津津乐道，并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恩来1971年夏天接见日本客人屋崎秀树时，讲到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邀请鲁迅去天津演讲，可是“鲁迅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表他的周作人，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讲得非常有趣。”周恩来回忆的这次演讲的题目，很有可能是《新村的精神》，《觉悟》第1期上《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记载，1919年11月8日，“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
正当周作人对新村运动大肆吹捧的时候，胡适站出来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1920年1月，胡适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学术讲演上，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激烈抨击在中国推行新村运动。这篇演讲稿先载于1920年1月25日的《时事新报》，后转载于3月出版的《新潮》2卷3号上。胡适认为新村生活是“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主张应推行“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所谓“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指用改良手段去“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
胡适在这篇演讲稿中指出新村运动值得批评的地方有四点：一是新村生活是避世的；二是现代社会与古代比已大不相同了，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是一个无冠的帝王，人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会的事”，故新村这种个人主义的独善其身的生活不值得摹仿；三是新村主义者所推行的泛劳动主义是很不经济的，因为新村的人都要尽生产生活资料的义务，与人类分工进化原理相悖；四是新村主义将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截然分开，“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
接着，胡适提出了他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其主张为：“（1）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2）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种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3）这种生活是要奋斗的。”“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胡适还以英国社会改良主义者萨穆尔。巴内特牧师倡导的“贫民区域居留地运动”（Social settlement，今译“社会服务运动”）为例，号召中国有志青年作改良旧制度、旧社会的有益工作。
从结尾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胡适当时的激愤情绪：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么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铁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1月24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先生的演说》，从三个方面对新村主义进行辩护：（1）“胡先生攻击最有力的，是我所说的‘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这句话。”“我以为我们所有的比较的真实可靠的东西，还只是一个自己。我们有什么改造社会的主张，去改造别人之先，还须从社会人类之一分子的自己入手改造，这样我们一面实行自己的主张，社会的一个分子也就同时改造过了。”（2）“胡先生说新村是独善主义，又说同以前的隐者实际上精神上都是一样。我以为共同生活的新村，所主张的当然不是独善其身。”“他们所主张的‘人的生活’，照一般人看来非用暴力不能成功，但他们相信可以用和平方法办到，所以便如此做罢了。”（3）“胡先生反对新村的泛劳动主义，以为与分工进化的道理相悖。又说叫人人去做生活的奋斗，这是很不经济。新村的劳动现在虽然只是农业一种，但他们的劳动范围之内，实包含种种职业，仍然是分工。”“至于‘减少生活的奋斗至极低度，一方面增加生活的趣味’，这是现在文化进化的趋势，也正是新村的目的。”
平心而论，胡适的批评确实刺中了周作人思想中的某些要害。胡适称新村主义是独善的个人主义，是寻求避世的新生活。这一指责虽有偏颇之处——热心新村的人主观上并不寻求避世，但新村主义者激进的主张背后，恰恰隐藏着与中国“隐逸”传统的深刻联系。他提出“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这一见解也不无道理，因为它揭示出了人的社会性这一面。此外，他还从分工进化这一角度批判新村主义者脱离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试图通过新村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主观空想，指出“文化进步的趋势，是要使人类渐渐减轻生活的奋斗至最低度，使人类能分一些精力出来，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业。”我们知道，只有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才能让所有的人有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物质手段去实现个人在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胡适能从这一角度去批判新村主义的空想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胡适对新村运动的抵制与批评作用。我们要看到，胡适的实用主义并不是批判新村主义科学的、有力的武器，用实用主义来批判新村主义显然是不够的。
在胡适与周作人之间的这场笔墨官司中，似乎谁也没有占到上风。虽然周作人在论辩中的观点显得有些无力，但当时《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刊登了不少替他帮腔的文章。随着国内一些新村式的小组织很快破产，这场笔墨官司也就悄悄划上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