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主要是一种实践，理论多为空谈。傅雷深明此理，故在其漫长而丰富的翻译生涯中，绝少谈论翻译。这本素雅的《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版），实际上有三分之二是别人谈傅雷的翻译，余下的又绝大部分是书信摘录，正式谈翻译的只有两篇共不到十页的文章。
尽管如此，这本书却使我们有机会轻便地窥探傅雷的翻译心事，他的成长，他的经验。他的名言“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和“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等，实际上也是空谈而已。他也知道自己达不到这个水平。
就我读过的傅译三部伏尔泰小说和巴尔扎克《贝姨》、《高老头》等作品看，傅雷确是文体大家。他的最大优点是文字结实，这等功夫，在中文作家里，除王佐良的文章外，恐难有匹比者。但这功夫是苦练出来的。傅雷的译文一改再改（“总是改的功夫比初译功夫花得更多”）。除了出书前一改再改外，出书后还改。《高老头》于一九四四年初译，一九五一年重译（“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一九六三年再改；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重译（“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下这个污点”）。
所谓劣译，往往不是译者无才能，而是功夫做不到家。简言之就是没耐心去修改。但功夫做得够不够，却往往是译者才能的体现。假如傅雷不下苦功，则他只是一个没什么成就、且错漏颇多的译者而已。他追求纯粹之中文，尽管只是一个理想，但这追求本身，成为一种动力，一种自知不足因而要小心谨慎的准则。就像一位好作家写了半辈子，看到同行马马虎虎，从而发现创作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天赋一样，作为翻译家的傅雷，也同样感到这点了：“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还有就是像一切好作家那样坚持不懈：“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这种精神有时近于悲壮：“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这实际上已从天赋飞跃到“天职”了，这天职就是使命感：“（译者）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就像我猜测的那样，劣译在傅雷时代就已汗牛充栋了，并非现在才特别严重。“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一般的成绩太坏。”“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甲译文）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他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丙译文）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像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也在译书！”
出版社乱改，也与现在一样。出版社不仅改得不通，而且在原稿上改，由于都是手写，故难以辨认。我遇到的情况与傅雷当年（六一年）相似，我给出版社的是电子文档，校样出来是印刷字，我得逐字逐句细读两遍，才把被乱改的地方恢复过来！